龚慧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南京  210016）

摘 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表示，我国仍未产生原创性的理论突破，更不用说建立中国理论范式或学派。本文将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两方面，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创造”缺失的内部原因，即在认识上缺乏学科意识、理论认识和问题意识，在方法上不够科学多元。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创造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科教文卫等方面的贡献也日益突出--如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令人惊讶又疑惑的是，中国迄今并未发表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承认，我国仍未产生原创性的理论突破，更不用说建立中国理论范式或学派。这一现象也早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在“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一文中，Acharya和Buzan将其归咎为西方已建立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已取得的主导地位，以及文化、语言导致的传播障碍等等。^[1]然而，这些原因都是外部性的；忽略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身的思考。如果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瘠全部归因于外部环境而缺乏自我反思，既有失偏颇，也难免有“推脱责任”之嫌。本文将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两方面，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创造”缺失的内部原因，即在认识上缺乏学科意识、理论认识和问题意识，在方法上不够科学多元。

一、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仍然缺乏独立性

当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及其国家、民族、主权、领土、条约等观念之上，对中国来说也是个舶来品。在目前高校的院系设置中，国际关系是置于二级学科政治学下的次学科，很少有单独的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南京大学为例，本科的国际关系专业隶属于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学系。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的学科化程度并不高。不难看出，当国际关系学科形同于其他学科的从属、附庸或衍生，仅为政治学或历史学者的研究专利，其主体意识就被大大削弱了。另外，学者苏长和与彭召昌指出，中国把国际关系视为“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对其深入研究是起阻碍作用的, 它会使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仅仅集中在如何调和来自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不同兴趣上, 而忽视自己必须探讨的根本问题；国际关系学既不是“分支学科”，也不是什么“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2]跨学科作为一种新兴时髦的视角、方法的确占领了研究的前沿，当今社会各学科的界线也不再泾渭分明，但它不应该“喧宾夺主”，模糊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里建构的多重含义，折射出科学与人文、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也是学生甚至某些研究者的困惑所在

石斌教授总结出了“理论”三种不同的内涵与类型：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解释与预测一定研究领域之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阐释性理论(有约束、指导或规定行为体行为的作用或意图)；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论”。^[3]类似的，秦亚青教授将“理论”分为知识导向型和行动导向型，而前者又分为两种形态,即接近自然科学的“硬理论”, 强调物质的客观存在, 主张以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 以科学方法为研究手段，注重可证伪性；和突出社会科学独特性的“软理论”,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本性差异, 主张以诠释和理解的方法研究社会现实.^[4]这几种“理论”内涵的区别来源于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的差异，本并无正误、轻重、主次之分；但遗憾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忽视了理论的科学性，并过于强调理论的“本土化”，即侧重理论的中国特色，解释特殊国情以及“实践化”，能够指导实际。理论创新确实应从特殊性入手，即发现个人经验与普遍理论不符之处，修正或提出新的理论；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往往止步于此，忽视了最后一步推己及人的抽象化过程。这么做的结果无疑削弱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的世界普适性和通则性，造成了世界眼光的缺乏。再加上受“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的影响，以实用为主的功利导向的理论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大量的政策分析和战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肯尼迪·华尔兹的理解，这些并不属于国际关系学。正如学者李宗克所说，任何一种理论构建行为，在它通过抽象化以图构建一个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包含着一个不断抹去在次一级抽象层次上差异性的过程……由此，则可以认为，理论化本身总是一个剥离具体内容的形式化过程，从而是一个远离充满丰富性的现实和实践的过程。^[5]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方面并未“去中国化”、“去实践化”，另一方面又急于建立中国范式，无疑是自相矛盾。说到底，中国范式或学派并不旨在解释中国特殊性，而是应该通过自身的历史经验为了修正和补充普适理论或建立新的体系。苏长和与彭召昌教授甚至怀疑，那些急于建立“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心理根源, 某种程度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是学术上长期被殖民所产生的自然反抗的后果。^[6]

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还与缺乏问题意识有关。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秦亚青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派可以产生于局部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不同社会文化中能够出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同时理论学派也需要符合通则性标准，不仅能够解释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 也能解释世界范畴的国际社会现象，而生成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7]要真正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硬核，一个具有学理意义和生长潜力的理论硬核。^[8]理论的产生总带有目的性的特征，换句话说，即旨在于解决问题：这不仅局限于特殊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个体问题，更应该上升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般问题或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目的并不明确。

三、认识论方面的不全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偏离，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表现为方法不够科学多元

在学者杨原统计的2008-2011年的463个样本中，当前中国理论研究学者的认识论属实证主义的论文共398篇，占样本总数的86.0%，接近美国的90%的水平；但方法论上使用文本解读方法的论文达到294篇，占全部样本的63.5%，其次是历史描述方法，共有100篇论文，占样本总数的21.6%。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的论文共58篇，占样本总数的12.5%，使用统计分析和形式模型方法的论文最少，均为5篇，均仅占样本总数的1.1%；而根据丹尼尔·马林尼亚克等学者的统计，统计分析是国国际关系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2006年美国使用统计分析的论文占到当年样本总数的53%，其次是案例研究方法，这两者加起来超过全部文章的80%。^[9]美国学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恰好是中国学者使用最少的方法; 而中国学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恰好又是美国学者使用最少的方法--这清楚揭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软肋与症结所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指出：“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国际关系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术群体：一为理论探讨，多偏重于学术本身；二为对策研究，多侧重于政策解释。我曾有一种愚见，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对策性研究多于理论探讨，这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对照。”^[10]中国学者还不能熟练地使用推断统计、形式模型和受控案例这些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严重依赖文本梳理和解读，而这正是创新性成果匮乏的重要原因。尽管在国际关系学上历来有“经典方法”和“科学方法”之争，但应当承认的是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目的采取更适合方法。很显然中国并没有做到“用两条腿走路。”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认识论上缺乏学科化、理论化与问题化意识，在方法论上未能掌握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法，是中国未能产生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因。国际关系学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注释：  

[1]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 - Western IR Theory: Reflections on and from Asia[J].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2007.7(3): 293-296

[2]苏长和、彭召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 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反思[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16-17

[3]石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5期:1-2

[4]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13-14

[5]李宗克.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反思[J].探索与争鸣，2011.10:4

[6]苏长和、彭召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对近20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的反思[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19

[7]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J].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165-169

[8]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13-14

[9]杨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J].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73-74

[10]王正毅.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三个难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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