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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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1978—2013年广东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金融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提高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在财政分权的框架内，“锦标赛”式的区际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微观资源配置进行干预，这种干预脱离了市场形成的内在机理，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加之金融结构较大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损害颇多。这些论据都隐含了合理框定政府的金融控制边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金融体系革新应和财税体系及政府体制变革协同进行。

关键词：财政分权；金融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10-0021-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财政体系依旧惯性地锁定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之中，为了更好地与市场经济对接并脱离原有的路径依赖，我国的财政体制进行了两次重大革新：一是1980年推行的“分灶吃饭”体制；二是1994年之后实施的“分税体制”。这两次改革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国的财政分权进程。30年的经济改革把中国经济搁置于经济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型和经济大环境异变并存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的融合点中，这种交汇引致了产业结构特别是金融结构的蝶变和政府财政自主权的提升，为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并跳出该态势下的低产出泥潭提供了良好机遇。金融业作为经济结构中的重点产业，随着政府财政自主权的进一步强化，必将成为经济调整的主要标靶。以广东省为例，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广东省强化了对金融产业的干预力度①，这种措施的推行使得广东省的财政收支差额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出了显著性的分异。从改革开放至1994年，广东省的财政收支大部分年度处于盈余状态，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赤字出现并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见图1）。

这种行政性的经济治理行为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中的体系下，有着强化区际政府“锦标赛”式的经济竞夺倾向，其不可避免地抑制了金融结构的良性生长进而扰动了经济增长路径，易受私人部门的诟病。然而，无可辩驳的经济超常规进展似乎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实践支撑，其中的交互关系亟待事实证据的说明。

本文意在通过广东省的实证经验，探讨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真实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未来的财政体制和金融结构变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政府干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轨迹

时下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从金融结构观的视角来剖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即金融的逐步深化促成了合意的经济发展。但是金融结构的差异所内生出的资源配置方式则分化明显②，这为学者们进一步分析原有的金融结构提供了现实基础。在这些理论当中，较为典型的当属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个派系。在讨论适配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的问题上，银行主导论者认为银行的信息处理便捷性和规模经济能够合理地跨期配置风险，以实现经济增长（戴蒙德，1984；西里和图法诺，1995；艾伦和盖尔，1999）。进一步地，李华民和吴非（2015）确认了大型银行机构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作用。而市场主导观强调证券市场在传递信息、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上以及鼓励创新方面强于银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莫克和中村，1999）。

然而，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机制缺失等问题，金融深化的帕累托均衡往往难以达成。对此，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认为政府若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制度来约束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则能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中，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7）阐述道：对于制度结构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而言，采取相关的“温和的金融约束”政策是必要的。本文认为，这种手段不外乎是金融深化过程中的过渡性需要，而且过渡的约束也有着风险积淀和资产泡沫化的隐征。随着市场成熟度的进一步提高，金融约束政策的力度会逐步削弱，最终市场机制将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地方政府行为干预经济发展的论证方面，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解释，大致可区分为两个阵营。贾康（2000）和高培勇（2001）的研究结论基本契合：中国的财政分权革新实质上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利和责任，提升了地方政府对辖内区域的经济福利关注度，为提高经济增长拓宽了相应的操作空间。财政权的下移，引起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大大改变了原有高投低产的旧况。然而，刘华和郭凯（2009）却对此表现出适度的忧虑，其研究认为，政府部门的财税分权改革可能会强化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摄取之手”，从而干扰了经济发展的合意路径，降低了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可否认的是，基建支出确实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行政管理费用所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科技投入强度越大，越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科技投入的经济效果在区际展现出了较大的方差。客观地看，在现今经济全球化和政府干预盛行的背景下，过度强调政府干预所引致的经济效率折损，虽具一定逻辑性，但其思维理念依旧回避不了某些行政文化的根深蒂固③，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检验。总体而言，政府干预引致的效率折损，若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抵补，则可考虑将其纳入推动经济的增长手段。

对于区域经济而言，政府有限度地实行“政治化”的经济手段，即采用特定和有差异的政策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政策的区域性落差）来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比传统性的政策、制度安排更具推进和向导作用。在财政分权背景下，中国区域金融结构的发展呈现出了“地方政府对金融结构的行政性经济干预和金融机构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偏好两股力量相反相成”的格局。针对该博弈格局下的经济福利状况，喻微锋（2010）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对广西与江苏的有关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上的比对后发现：在无政府干预条件下，两省的金融发展仅对当地经济增长有微弱促进作用，当两省政府干预存在分化时，存在干预的地区（江苏）相比无干预地区（广西）而言，其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由此衍生出的地方政府干预和区域金融结构优化经济发展状态的真实机理，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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