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真书探赜
李天（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三国书法，继承东汉雄强气势而又有创新，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南、北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书法风格。三国时期，是书法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不仅承秦汉篆隶书风，开晋唐行草之先河；而且是“隶书楷化”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之真书发展状况，一直是历代书家考证的对象。此时，篆隶书体尚存较多前代书风，真书作为新诞生的书体更能代表当时的书法风貌。三国以降，汉字书体不再演变，只是书法风格上的变化。对三国真书进行较深入地研究，以便我们获得真书发展的源头活水，对后世真书以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三国时代；真书；书体演变；风格变化
一、 三国真书概述
真书是汉字的主要书体之一，其结字方正，为字中“楷模”；故又称正书、楷书。东汉末年，人们将八分隶书之“波挑”变为“顿按”，从而衍变出了新的字体。因当时的真书字形包含隶书笔意较多，与后世楷书在用笔及结字等方面尚存较大差异，所以也可将处于“初级阶段”的真书称为“新体隶书”。真书的起源及创始人，东汉蔡邕《劝学篇》曰：“上谷王次仲，初变古形”；卫恒《四体书势·隶势序》也有“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的记载。从现今可见的实物资料来看，王次仲若确有其人，真书的产生也绝非他一人的功劳，而是在八分隶书的字形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来。蔡邕所说“初变古形”，应是在书写风格上有所创新，而非创造出一种书体。
东汉中后期，这种书写简便、结字遒美健秀的“新体隶书”就已在时人日常书写中广泛使用，而且不断冲击着汉代八分隶书；其中严整者乃是后世真书的雏形。至三国时期，已有时人书写的趋于成熟的真书出现，其中以坐拥北方地区的魏国为最多。曹魏统治的地区一直是经济、文化、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并且书家辈出，如邯郸淳、钟繇、胡昭、卫觊、韦诞，皆由汉入魏。钟、胡师法刘德昇，并且形成胡“肥”而钟“瘦”的书法风格，卫、韦出于邯郸淳，而刘德昇、邯郸淳师承汉朝名家，他们的书法风格源自东汉，笔下又岂能脱离汉法。所以，真书的形成在当时要完全脱离汉法是绝无可能的。新书体的产生会遇到传统书体的束缚和阻挠，至曹魏钟繇的《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可以说真书已经“自立门户”。钟繇的真书，横画的收笔变“波挑”为“顿势”，捺笔写得直利，“点”画如“高山坠石”，收笔顿按。虽尚存汉隶笔意，但经过加工改造，已将真书的特点表现出来，结字欹测、遒美、匀称，这些特点被后世书家继承并传承至今。钟繇真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在中国书法史上钟繇被尊为“正书之祖”。
相比于钟繇真书，吴国的真书成熟时期较晚，笔画通常横细竖粗，结字不及钟书瘦硬也未欹侧多姿，用笔不及钟书丰富，属于古朴保守的风格。蜀国相较于其他两国书家最少、传世书迹最少。后世记载“八濛山下有勒石云:‘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立马勒石。盖张飞所亲书也’。” 碑刻共22个字，虽属隶书作品，但微见真书萌芽。用笔丰满遒劲，气势刚健凝重，结字浑朴敦实，充分显示了作为武将及书法家张飞的个性和风格，不失为一篇难得的蜀国书法传世作品。
二、魏国真书
三国时期，为魏晋南北朝的“初级阶段”，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同时，又是真书发展史上的萌芽时期。论国土之广阔，国力之强盛、文治武功之卓越、文化科技之繁荣，魏国堪称上国。魏国书法之盛，吴、蜀两国也难望其项背。曹丕建国时，魏国人才荟萃，书家辈出，这与其父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曹操颁布“唯才是举”的政令，招揽了大量有才之士。曹操是魏国书法成功的领导者，极大的推动了魏国书法的发展。
1.洛阳新书风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正式建立曹魏，定都洛阳。自东汉定都于此，二百年来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在曹操的大力倡导和汉风炽烈的笼罩下，魏国书法一方面承袭东汉余风，魏国的著名书家皆师法东汉名家，并且行、草、真书，在东汉时期已经产生，所以，汉、魏书风是一脉相承的。从魏国早期刻立的隶书可以看出，结字方正，用笔方折，仍是东汉的隶法。另一方面是创新和发展，公元241年书刻《三体石经》所见隶书已非东汉旧法，继承之中而有变数。《魏曹真碑》风格与东汉隶书也有差异，撇画挑笔，出锋尖锐；捺笔厚重，横画倾斜，结字欹侧，灵活生动；与汉隶刚健雄强气势已大相径庭。有些笔画渗入真书的写法，隶中有真，真中有隶，显得很自然。时间长久之后，字中隶意弱化，演变成了成熟的真书，真书在当时是既实用又时髦的书体，很快普及开来，成为书法的新潮流，也就是真书所引领的洛阳新书风。
2.“正书之祖”钟繇
钟繇（151年－230年），字元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早年相貌不凡，聪慧过人。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时，钟繇侍从皇帝，恪尽职守，助汉献帝东归有功。曹操统一北方后，钟繇立功，被委以重任，功勋卓著。
钟繇写的真书，就是最初的楷书，他改造汉隶古法，促进了楷书的形成与发展，被后世尊为“正书之祖”，钟繇是中国数千年书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国书法家。
钟繇身居魏国腹地，其书法风格代表了魏国风貌。了解钟繇书法，自然离不开“钟书三体”及“三表”。羊欣云：“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所谓“三表”，即十余件传世钟繇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件，《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皆刻本，且都是小楷，都为呈送朝廷的奏表，采用楷书以示肃敬。
“铭石之书”，是指写于碑版之上的书体。唐代以前多以隶书书之，以表庄重。东汉后期的隶书，出现了楷化的体态，在保留隶书“蚕头燕尾”等特征的同时，增加了趯笔。例如蔡邕主持刻制的《熹平石经》、魏国建立之初书刻的《受禅表》、《上尊号碑》都有向楷书转变的痕迹。钟繇所擅长的铭石书应该与上述几种隶书相仿。
“章程书”，即真书。也可以说是早期的楷书，此种书体在当时已被用于写奏章，所以称之为章程书。另一方面，说明真书已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成为既实用又合法的书体。钟繇以擅长真书而闻名于世，传世作品至今仍是学习真书所须临习的范本。
“行狎书”，羊欣云：“行狎书，相闻者也”；王僧虔《又论书》中云：“行狎书,行书是也”。羊欣是就书写用途而言，而王僧虔直接把行狎书等同于行书而成为书体。汉魏时期，行书和真书一样，也是实用的新书体。钟繇行书师法于“行书之祖”刘德昇，他与胡昭是刘德昇最得意的两个弟子，后世总结出二人的行书风格：“胡书肥而钟书瘦”。可惜钟氏行书早已失传，我们无法领略其妙处。
宋朝刻帖之风兴盛，宋朝丛帖所见钟书约十种，著名作品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其中以《宣示表》最负盛名。此贴在用笔及结字上，几乎无隶意，显示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点画遒劲，笔画瘦硬，表现出古朴、天然、瘦劲的风格。横画舒展，字势欹侧，字体圆融而多扁方，代表了曹魏时代“新体隶书”走向成熟楷书的艺术特征。《贺捷表》是钟繇后期作品，是得知蜀将关羽败走麦城的喜讯时写的奏表。用笔较《宣示表》更为瘦劲，更能体现钟书风格。在《贺捷表》中，竖画写得短促，横画及撇捺舒展。以横画为主笔的字更显横势，即使字中没有横向的笔画，也要通过结构的处理将字形表现得横阔。《荐季直表》字形仍取扁横之势，略带隶意，兼有行狎书笔法；用笔之丰富在其他钟繇传世作品中极少见。后世有“高古纯朴，超妙入神”的评价，具有很高的真书艺术价值。
3.曹魏简牍
现今所见曹魏简牍和残纸真书书迹，皆出土于古楼兰遗址；这些真书书迹与钟繇《贺捷表》的字迹特征极为相似。《曹魏嘉平四年残纸》为早期真书，几乎无隶书笔意，东汉八分隶书波挑及“蚕头燕尾”等特征消失。《曹魏景元四年简》为成熟的楷书，隶意已完全消失；《曹魏咸熙二年简》结字潦草，应为时人所书的日常手写体；《曹魏咸熙三年简》竖画已见“悬针”之势，并且已出现真书的趯笔，真书特征相对更加成熟。
从这些简牍、残纸书迹来看，曹魏时期官方书写的字体，已是相对成熟的真书，在用笔上，已经不再是汉隶“蚕头”的藏锋逆入的起笔方式，而是顺锋切入，再换中锋行笔。收笔时也不再是隶书波挑式向右上方出锋，而是向右下方顿笔后再回收。曹魏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开启了真书雄伟的新篇章。
三、吴国真书
公元222年，孙权称帝，在江南地区建立政权。吴国的基业，一般称孙吴。
1.吴简墨迹
20世纪90年代末，在长沙市走马楼地下古井里出土了十万余枚吴简，这批吴国书迹，数量巨大，书法体态丰富，显示了当年吴国的书法水平和风格。
现在可见的吴国真书，都是当时出土的吴简墨迹。其中以楷书的《史绰名刺》和《朱然名刺》的楷化程度最高而隶法最少。名刺是古代的交际工具，相当于现在的名片。将隶书的《史绰名刺》个别笔画变翻挑为顿按后，即成为楷书的《史绰名刺》。《朱然名刺》可能出自吴国著名将领朱然本人之手，即便是他人代笔，也是吴人所书，体现出了吴国真书的独特风格。其中，横画收笔顿按，竖画收笔呈“垂露之势”，撇笔劲健，捺笔有“一波三折”的笔势，折笔方棱，结字欹侧，字形方长；并且形成横细竖粗，撇细捺粗，撇捺舒展的姿态。就书法艺术而言，《朱然名刺》诚可谓吴国真书之佳作。
吴国真书体现了江南书风的固有特点，较魏国真书相对保守，而且成熟较晚。出自胥吏笔下的真书，就不如《朱然名刺》的笔法纯熟。都是楷法、隶法并用的文书简牍，其中，“楷意少而隶意多”者结体平稳，用笔熟练；“楷意多而隶意少”者则结字不整饬。由此可见，吴国胥吏写的楷书，尚不成熟，而且运用的并不得心应手。但无论是在士流还是下层人士，楷书的流行已成趋势。
2.吴国碑刻
吴国碑刻，以《葛府君碑》、《谷朗碑》、《天发神谶碑》最为著名。《葛府君碑》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用楷书所写的石碑，康有为曾说：“后世真书皆始自《葛府君碑》”，认为《葛府君碑》是“真书鼻祖”。此碑经过千百年来岁月的侵蚀，碑石已碎裂，虽看不清笔锋的出入，但在点画形态，收笔顿按等方面已完全是楷书特点。《葛府君碑》用笔及结字颇显稚嫩，但终于脱离了隶书的束缚，碑额十二字藏露适度，笔画厚重，结字方正，颇有唐楷先河之意。
《谷朗碑》是楷书向隶书过渡的里程碑，笔意在隶书与楷书之间，这种由隶书向楷书的变化使得字形结构被大大简化，既无明显波挑，也无明显顿按。就《谷朗碑》的布局章法而言，与大多数汉碑是相近的，字的左右间距小而上下距离大。此碑书风浑朴古雅，与曹魏诸刻风格稍异，但同为开后世楷书之先河的重要碑刻。
《天发神谶碑》属于吴国篆书作品，由吴末帝孙皓下令刊刻于东吴亡国前四年。吴国书风保守，此时仍不乏写庄重古体的能手。此碑的篆书一改传统圆笔引书的规范，起笔处多为方笔，形成汉隶中常见的“折刀头”状，并且可见真书的影子，实游离于篆、隶、真书之间，观之入神，以为神妙。《天发神谶碑》以“似篆似隶”的新变，形成雄强劲健的风格，此碑以奇制胜，是反映吴国书风的重要碑刻。吴国三大碑刻的价值无量，在开启真书新篇章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四、结语
三国时期，仅几十年的历史，在数千年的书法史中是短暂的一瞬，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体现了真书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魏时期的书法史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重视创新的今天，也应追本溯源，重新回到孕育真书的“母体”之中畅游一番，这对促进后世真书及其他书体的发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新丝路》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一本综合性社科类期刊，国内刊号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