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探微

张琳 贺小丽（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 要：语言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语用学正是产生于西方语言哲学家把语言视为一种分析工具并关注语言的使用、语境和行为的思想当中。从莫里斯语用学概念的提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观”、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成熟，到格赖斯理性主义的“意义”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的语用学思想为语用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语用学；哲学；日常语言学派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的许多思想都与哲学有关。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转到了探究语言的意义上，尤其是从理想语言回归自然语言的转向致使日常语言哲学的产生，更使得对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逐步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

一、语用思想的哲学启蒙

在哲学研究中最早使用Pragmatics这一术语的是本世纪的美国哲学家C.Morris 和R.Carnap。他们继承和利用早期美国实用主义所导致的行为主义思想和皮尔斯的符号论，总结了语言符号的逻辑哲学研究方法，划分出了符号学研究的三个分支：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莫里斯指出符号关系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1]。他认为单独各自强调语形、语义和语用方面是片面的，符号实际上包含着三种关系，即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符号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符号和过程的描述中提到的符号的“解释者”要素，即接受一个符号，并根据对该符号的解释作出或不作出某种反映的人^[2]体现出了明显的语用学特征。正如钱伟量所说：“这是一个在前面讨论的各种意义理论中都没有出现的一个新的因素，即语用因素”^[3]。莫里斯这一区分使得语用关系被提升至和传统的语形和语义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不但区分了三者之间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三者之间的联系。莫里斯所说的语用学实际上是一种行为主义语用学。他指出，“语用学是一种符号学，它在符号存在的行为中处理符号的来源、使用和效果”^[2]。他的这种语用学思想改变了把语用学单纯视为思想与心灵理论相关的传统观念，把语言的语形、语义和语用整合于符号学中，有助于符号的、逻辑的、行为的、心理的和认识论知识的统一。正是在这种情境下，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才得以建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当代语用学的哲学基础

历史地讲，当代语用学产生自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格赖斯等一大批使用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的语言哲学家们。他们关注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自然语言，而不是人们心中的理想语言，因此也被称作是“日常语言学派”。他们从人们的行为对语言的影响角度研究语言，把语言看作是人们的一种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寻求语言的意义逐渐成为这些哲学家研究语言的主要方法，也构成了日常语言学派哲学研究的主流。

1.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开创了两个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早期的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和后期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后期，维特根斯坦意识到了“语言图像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全部语言的意义，而且，他还发现，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是鲜活的、动态的、富于变化的。语词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而是在一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同时，世界也并非是按照某一特定的结构组成，再用语言正确或者错误地描述出来，而是有许多种可以描述的语言形式。这使他开始从日常语言的角度关注对语言的分析，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这一观念是维氏后期哲学思想的基础，也为语用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维氏看来，语词或概念的意义是与使用它们的相关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言的意义由语言的具体使用来决定，而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语言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而且本身也是构成行动和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一种语言的真正理解要参与到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的生活形式中去，使自己成为一种语言游戏中的一个角色^[4]。“人们很容易想象一种仅仅有战斗中的命令和报告组成的语言。-----或者想象一种仅仅由问题和是或否的答复表达所组成的语言。以及无数其他的语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5]。因此，“语言游戏”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根植于“生活形式”当中，语言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则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使用。

语言游戏说开辟了认识语言本质的新的思路。它重新定位了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把语言的作用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考察，使用语用分析的方法来理解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也使得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6]。

2.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紧随后期维氏，在批判和继承维氏的“意义使用观”和“语言游戏说”的主要观点后，在“以言行事”的行为基础上探讨语言如何在生活形式中与互动实践相关联，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而不是用之于“指”这样一个问题，体现了“言”则“行”这样的语言观^[1]。奥斯汀把言语看作是行为，强调说话时的语境和说话者的意向，而语言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语言哲学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带动了相邻学科尤其是语用学的发展。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代语用学的支柱理论，奥斯汀也当之无愧地被尊为“语用学之父”^[6]。

在奥斯汀看来，由于对语言的分析是要揭示语言的具体用法，而我们分析语言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我们使用语言谈论的世界，因而，分析我们使用语言的活动自然就应当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7]。因此，奥斯汀修改了他早期把语言分为“叙事”和“施为”两大功能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的三分说，他把言语行为分为三类：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 和以言取效 (perlocutionary act)的行为。以言表意就是我们说出一句话，用声音达意。但仅仅凭借说出一句话的声音是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义，应根据语境、说话者用来指称的对象和说话者的意图等等来确定这句话的意义。以言行事就是在说中完成某个行为。他认为我们日常说出的大量句子都不仅仅在表达意义，更多地实在完成某个行为，在通过使用句子来做某件事情。以言取效则是以言行事的必然结果，因为只要是完成了某个行为，它就一定会产生某种效果，无论效果的大小。在三类言语行为中，以言行事构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随后，奥斯汀又将以言行事行为细分为五大类型：裁决型(verdictives)、行使型(exercitives)、承诺型(commissives)、行为型(behavitives)和阐述型(expositives)。

虽然奥斯汀的分类十分粗糙，它的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一个明确的分类标准，实际上他并不是在对以言行事行为进行分类，而是在对行事动词进行分类^[1]，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启发了后来的语言学家，并成功地将当时语言学研究的焦点转移到“施事行为”上，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基石。随着这种看待语言和世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语用学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

3.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作为奥斯汀的学生，美国哲学家塞尔继承了奥斯汀开创的从行为视角研究语用的方法，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完善和系统。他把言语行为理论提高到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1]。塞尔认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或语句，而是言语行为。塞尔特别强调，完成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去从事一种由规则支配的行为方式，因而规则在言语行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规则决定着从事某个具体言语行为的必备条件。他区分了两种规则：调节规则和构成规则，并且明确指出，一种语言的语义学应当被看作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而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种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这样，一切言语行为都应当被看作由构成规则支配的语言活动，换言之，人类的一切语言活动都属于构成性行为，构成规则决定了我们用语言去完成的一切行为。

塞尔不但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新的分类，还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满足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法，他在研究话语的时候注意到了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言外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言语行为的四个类型，即发话行为（utterance act），命题行为(proposition 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这种分类比奥斯汀的三分法更加细致全面，但他对各种言语行为的研究深入的程度不一，缺少对成事行为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话语意义的过程中，塞尔认为话语的意义是和言语行为相互联系的，言语行为总是通过说出有意义的句子才能完成，而完成言语行为必然涉及到句子的意义。为此，塞尔进一步区分了“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和“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句子的意义是由语词的意义和语词在句子中的句法排列决定的。说话人说出话语时所意指的东西往往比说出句子字面意义更丰富，二者既可一致，又可不一致，在某种限度内，完全属于说话人的意图问题。句子意义相对稳定，话语意义则随语境变化，相同的句子意义可表达不同话语意义。在此基础上，塞尔把言语行为分为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为了深入理解言语行为理论，塞尔还提出了意向性概念，即言语行为不仅使用语言符号，而且表达说话人的意向。他试图用意向性说明语言和意义问题，即用心理学概念分析言语行为。他指出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基本的语言概念，如指称、意义、陈述等都可以用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如信念、意向、愿望来分析^[8]。塞尔既强调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从而比较全面地看到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统一的产物^[2]。

经过塞尔的修正和发展，言语行为理论从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发展到探讨使用者的言语行为意向和解释人类交际行为的理论，逐步发展、丰富以致成熟，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自成一派且颇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促成了语用学的诞生。

4.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从理性的角度区分了意义理论并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义理论。格赖斯认为意图是话语意义的核心，任何交流话语都涉及到说话的意图，成功的交流总是取决于听话者对说话人交流意图的理解。因此，他把意义区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 在他看来，自然意义不涉及施事者及其意图，这类话语只是表达；非自然意义由字面意义（what is said）和隐含意义(what is implicated)组成,由说话人的意图决定，包含人的因素，语言主要是用来表达意图。这就把话语信息的传达和真正的语言交流区别开来。为了解释如何使用语言的隐含意义的理论，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及具体体现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和方式准则(manner maxim)。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交流中不得不理性地遵守这些准则，真挚、清晰、相关地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但在现实生活中违反某个准则但又表现为恰当的话语不在少数，格赖斯也看到到了这一现象，意识了合作原则的不足，但他认为他的会话含义理论可以解决仅靠合作原则无法解决的问题。说话人故意违反某些准则迫使听话人超越话语的字面意义，在预设说话者遵守原则的情况下，根据语境，通过理性推理理解话语隐含的意义。

格赖斯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主要从听话人的角度分析语言，语言的意义“饱含着人的因素”^[2]。理性是人的一个本质特征，话语的产生和理解只属于理性的人类，强调意义的理性因素就是强调人的因素。显然，理性是贯穿意义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的主线，它使言语交际理论更具有解释力^[2]。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使语言哲学关注的中心从“意义”转到了“含意”，不仅为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发展注入了原动力，而且使“语用推理”和“语用逻辑”成为当代语用学研究的重要领域^[6]，客观上奠定了语用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

三、结语

纵观当代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无不闪烁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子。莫里斯从符号关系学的角度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使用观”和“语言游戏说”开启了从语用的层面分析语言的新方法，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系统研究和塞尔的修改、丰富和发展，逐步使“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更加成熟；而格赖斯的意义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则给语用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理性的元素，使“言语行为”理论更趋合理化。虽然这些理论都或多或少有其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但他们都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分析工具，通过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孕育在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思想为语用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探究语用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使语用学的研究脉络更加清晰。

参考文献：

[1]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2]崔凤娟、苗兴伟.语用学的哲学维度[J].外语学刊，2007（4）

[3]钱伟量.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刘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实践哲学转向[J].外语学刊 2009(4)

[5]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崔凤娟.日常语言哲学视域中的语用学[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6）

[7]江怡.当代语言哲学研究：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J].外语学刊，2007（3）

[8]Searle.J.R.Intentionality and Method [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1 (78)

作者简介：

张琳，女，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贺小丽，女，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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