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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启蒙 刘润东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17-12-07 13:18:34 作者:站长 来源: 文字大小:[][][]

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启蒙

刘润东(湘潭大学哲学系  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学技术、学制度、学精神,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了以伦理道德启蒙、政治启蒙、教育启蒙为主的启蒙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启蒙思想发展到了顶峰。而其中的政治启蒙思想值得深入研究,因为政治关乎到一个国家的命脉。总的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启蒙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民主主义内容的转变,二是自由主义的传入,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政治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启蒙不同于伦理道德启蒙,它更加注重的是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并将其进行转化与改造。在笔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启蒙既是对中国原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一种反思,又是对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和思想的一种宣传。

一、民主主义内容的转变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民主主义以及什么是民主主义运动。“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1]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特别重视政治启蒙。在他看来,“政治上民主主义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随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动,一方因经济上受了外来的压迫,国民的生活,极感不安,因而归咎于政治的不良、政治当局的无能,而力谋改造。一方因为欧美各国的Democracy的思潮随着经济的势力传入东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种响应。”[2]由此可见,李大钊所理解的民主主义运动是通过政治革命来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运动,中国的民主主义精神是由西方近代的Democracy精神转化而来的,它与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实际有了一定的结合,更偏向于通过思想、言论来推动民主主义运动。其次,随着惟民主义的兴起,民主主义的内容发生了转变。其一,此时的民主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它的范围却扩大了;不仅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中层的合法权利和民主自由,还上升到国家层面,形成了国家主义。国家成为民主主义的载体,社会成为民主主义推行的主体。强大的国家不满足于对本国的统治,还想向外扩张;弱小的国家意识到国家主义的必要性,不再一盘散沙,而是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来推行法律法规建设,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于是就造成了强大的国家越加强大,弱小的国家逐渐崛起的局面。其二,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还逐渐向底层群众推行,使得底层群众也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这是民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带有政治启蒙的意味。再次,平民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民主主义走向了另一个顶峰。平民主义与西方近代提倡的Democracy有所不同,平民主义不仅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者的利益,还保护被剥削的劳动者们的利益。李大钊所理解的平民主义,是以平民政治为基础的民主主义,这种民主主义在强调每一个公民民主权力的同时又视国家民主为最高的民主,奉行平民政治,意在消除阶级,使每个平民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即“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轨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言若鸿沟的阶级。”[3]除此之外,李大钊还对纯正的平民主义进行了解释。“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败,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4]平民主义的出现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被统治阶级统治的感觉,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参与到政治机关的事务管理工作中去;使得民主的范围得到了扩大、民主的意义得到了加深,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政治启蒙的作用。

二、自由主义的传入

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它的重要特征是反对暴力革命和流血牺牲,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建立民主政权。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并将其进行改良,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为主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包含四个层面。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层面是自由,即个人要有思想言论自由,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第二个层面是民主,包括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家庭民主,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意见经过家庭成员民主表决后再进行处理,大大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第三个层面是容忍——容忍反对党,容忍个人的某些行为,而不是一味地在某些事情和行为上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听不得反对的声音。这样能更好地得到处理问题的意见,有效地解决问题。第四个层面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胡适一生推崇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问题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只能在一次一次地改进中不断得到更好的处理方式。胡适一生信奉以改良民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并积极地付诸实践,比如说在中国进行民主政府建设的实践——好人政府,试图使中国发生渐进的改革进而走上西方宪政民主的道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胡适积极鼓吹好人政府的优越性,认为政府是国家和人民共同管理公共事物的一个组织,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即不存在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好人政府应该是绝对民主的政府,任何事务都应由民主表决的形式去解决,要充分发挥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力。笔者认为,这样是行不通的。因为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个暴力机关。有民主就一定要有民主专政,不存在绝对的民主,也不存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国家。由于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和胡适提倡的好人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次实践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妨碍其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政治局势的影响。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给中国建立民主政权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现实路径,具有政治启蒙的意味。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对封建愚昧、迷信和专制的伟大历史作用。[5]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者之一,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一套思想体系,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只反对封建统治,推行新文化、新思想而不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政治革命是万万不行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阶级竞争和政治革命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一剂良药,中国应该走政治革命的道路,要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观点。首先,在李大钊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布尔维什克的胜利,是平民政治的胜利;我们应该向俄国学习,将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和发动起来,发挥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向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其次,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民主政权能够建立的充要条件。没有阶级斗争的国家是不能称之为国家的,阶级是每个国家的特有产物,能够避免,但不能消除。在笔者看来,旧社会的崩溃和新社会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构造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要发生的客观过程,但又是通过人们的阶级斗争实现的。因此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根本改造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才能到达社会改造的目的。再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解释。李大钊认为政治变动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变动,当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时就会产生劳动的异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本家们对劳动者们过分压榨,导致剩余价值远远高于劳动价值,劳动者们看不到生存下去的希望,就会产生思想动摇,进而想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发生政治革命。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民主政治的确立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推行,起到了政治启蒙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98

[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48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117

[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132

[5]张顺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

作者简介:

刘润东(1992--)男,湖南祁阳人,湘潭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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