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复古思潮 杨宜默(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文理学院 河南郑州 451150) 摘 要：民国初年的复古思潮，是近代中国的一股反动逆流。同时，它也隐含有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了解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有些许理性认识在里面。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所怀信念的动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不可能重蹈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必然性。 关键词：民国初年；复古思潮；反动逆流；理性认识 一 民国初年的复古思潮，主要表现在尊孔和恢复封建帝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地方的孔庙改成了学习或习艺所，停止了祀孔典礼；大学学堂原设的“经科”并入了文科，取消了大学堂宣传儒家思想的阵地。这些变端引起了康有为和一些封建余孽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的反对。他们于1912年，在北京设立孔教会，先后出版《孔教会杂志》、《经世报》和《不忍》等报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他们宣扬“孔子之道本于天”，“凡尊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1]；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提出要“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幸昭中国之光”[2]；要人们“凡入庙而礼天圣者，必行跪拜礼，以致其极恭尽敬”，否则，所谓“不敬天，亦不敬教王，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3]。 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基础，尊孔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封建军阀袁世凯是心领神会的。1913年，袁世凯政府遂向全国发布了一道《通令尊崇孔圣文》；1914年2 月，又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还亲率文武百官，在孔庙举行了祀孔典礼；命令全国教育部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新拟的《宪法草案》上也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4]等等。孔子如此受尊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果然，到了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中华民国成了中华帝国。正如鲁迅所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了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起，不但恢复了祭奠，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5] 攻击“共和”与宣扬尊孔、恢复帝制是同时并行的。比如康有为曾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名为共和，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共和，而必至分争分裂；号为博爱，而残杀日加酷烈；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法欧师美不过虚名，攘利争权乃其实也。” [6] 进而，康有为认为“共和”在中国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它不合中国国情。他说： “夫国会、政党，立宪之二巨物也，而我国如此也，则立宪尚未可行也。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7] 难怪康有为1917年时伙同张勋搞复辟，原来他不仅认为中国不适于“共和”，连自己早先所鼓吹的“立宪”，也认为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巨谬”之举。 无独有偶，严复也为自己当初积极宣传“西学”而后悔不迭，说道： “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风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严，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8] 除康有为等人之外，曾任清末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劳乃宣、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的杨度等，也都是抨击共和、鼓吹帝制的主要人物。劳乃宣建议袁世凯还政清室，自居周公辅佐地位，所谓“依周之共和十四年，周召还政于宣王故事也”[9]；杨度提出“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10]等等。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必然引起旧势力的反对。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倒台，民国的成立，使封建遗老遗少和顽固文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地或故垒，他们必然要进行各种抵制和反抗，这是复古思潮之所以兴起的原因和实质。因此，它是近代中国的一股反动逆流。 二 需要注意的是，复古思潮毕竟发生在中西交通70年之后，其中也有一些令人反省的东西，这就是康有为、严复等人提出的、不能完全效法欧美、要注意中国的国情及国故等言论。 康有为曾这样说：“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其自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国无大小久暂，苟舍此乎，国不能立。”[11] 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一定的文化思想，如果舍弃了这些，该国家、民族也就失去了自立的基础，也就不成其为国家或民族。 康有为再三强调：中国之所以学欧美而不得其长，在于完全效法欧美而舍弃了中国所有的东西，如其所谓：“举中国之政治教化风俗，不问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欧、美之政治风化祀俗，不问其是非得失，皆服而从之……袭其皮毛，武其步趋，以为吾亦欧、美矣……而于吾国数千年之政治教化风俗之美，竭吾圣哲无量之心肝精英，而皆丧弃之，所谓学步于邯郸者，未得其国能，先失去故步也。”[12]康有为这些观点，实际上接触到了近代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面对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文化是有其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前者活泼易变显形于外，后者懒惰固守隐形于内。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是包含其文化的先进性与民族性于一体而来到中国的，中国与西方之间，不仅有着时代上的落后与先进的差异，而且还有着民族性的不同。因此，在学习西方时必须注意到中国自身的民族适应性，必须对中外民族做一番恰当的对比和估价，进行一番扬长避短的整合，才能化世界先进为我所用、所有。显然，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并未能特别注意并做到这一点。即是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也只是抄袭、搬用了欧美的“三权分立”原则，并没有留意和利用中国旧制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孙中山曾吸取中西制度之长，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权宪法”原则，但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乃至被采用。为此，孙中山1921年时还曾有过抱怨，他说：“兄弟在南京的时候，想要参议院立一个五权宪法，谁知他们各位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后来立了一个约法，兄弟也不理他，我以为这个只有一年的事情，也不要紧，且待随后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罢。后来看他们那个‘天坛宪法’草案，不想他们果然又把自己的好东西丢去了。”[13] 孙中山所谓“自己的好东西”，指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监察和考试两制度。孙中山所提出的五权宪法，就是吸取西方制度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设置的经验，加上中国古制监察和考试两种权力设置而成。正因为《临时约法》没有体现类似于孙中山认为的中国的“好东西”，所以他曾明确表示不予认同：“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14] 孙中山的这个表示，揭示了近代中国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的困惑和无奈，否定了全然师法欧美忘却中国自身的作法，从而也印证了康有为所谓“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的一定合理之处。 康有为经过了欧洲11国的游历[15]和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能提出这样的看法，并非完全是他政治上保守性的表现，而是有一定的认识基础的。比如康有为在其《意大利游记》里曾这样说：“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以互证而两较之”，不可“忘己而媚外”等等。由此可见，民国初年的复古思潮也交杂着中国人对此前一直向西方学习所进行的反思，隐含有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了解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 遗憾的是，认识的提高是有限度的。以康有为为代表，他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不能 照搬外国的东西，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上的说明。并且，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始终惧怕和仇视革命，使得他们在封建旧意识旧思想的汪洋大海里，除了对“共和”攻击、谩骂以发泄不满、怂恿复旧，就再也提不出任何真正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理论主张来。从而，他们所仅有的那一点有益的思索，也只有被淹没于复古逆流而悄然不被世人所闻。我们在这里之所以重新展露这一历史，并非否认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反动、消极作用，而在于说明，辛亥革命后，即使旧思想派别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抵制和攻击，也不纯然由其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劣根性所致，也有些许理性认识在里面。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所怀信念的动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不可能重蹈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孔教会序二》，《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6页 [2]陈焕章.《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3]《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49页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73页 [5]《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页 [6]《蓄乱》，《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72-873页 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咨询电话：029—87362792 13309215487 主 编：孔延莉 QQ 511860427 693891972 《新丝路》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一本综合性社科类期刊，国内刊号CN61-1499/C，国际刊号ISSN2095-9923，邮发代号：52-217。编辑部地址：西安市西五路68号（陕西省政府北门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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