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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当代伦理价值1 冯国利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18-08-26 08:38:32 作者:站长 来源: 文字大小:[][][]

基金项目关于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编号:135146

探寻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当代伦理价值

 冯国利(中共诸暨市委党校  浙江诸暨  330600) 

 要:文章深度剖析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认为此学说不仅强调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与实践之关系,更强调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之关系;不仅强调“知”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强调“知”与“行”的同一关系,即,“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两者不相分离,也不能分离。唯有以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作为实践手段,于人于事才有可能达至于最完满的状态。文章认为,用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学说从道德践履的角度来分析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道德滑坡现象,可以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并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从而挖掘出阳明心学丰富的当代伦理价值。

关键词:道德意识;道德践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讨论时曾经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1],充分肯定了王阳明心学及其当代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3“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1,高度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文化自信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学习和研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23,能够为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研究述评

作为心学思想之集大成者,明朝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心学理论。其中,“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三大基本命题。中国的阳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特别是浙江学者,对有关研究王阳明思想的文献整理工程做得很扎实。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陈来教授曾经在2010年2月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文指出:“1992年,浙江社会科学院的吴光教授等专家学者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为推动王阳明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到了2007年,由钱明、董平等教授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使得阳明学的研究出现了更新的气象;2009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光教授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为后学者研究阳明心学提供了更多翔实的资料。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当代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很多,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价值以及“良知”的指导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王守仁这个命题的重点是强调‘行是知的功夫’,即知以行为自己的实现手段。这样,没有什么独立的、先于行或与行割裂的知,要达到知,就必须通过行。同时,行也不是一匹瞎马狂奔,它有知作为指导。所以,行不能无主意,故行不离知;知不能无手段,故知不离行。知与行是不可分离的”[2]295;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荣教授用其独到的视角分析了“知行合一”的深刻内涵:“在王阳明那里,致知过程主要不在于知识的积累,它更多地指向诚意。”[3]283“诚意以成就德性为其具体内容,王阳明要求‘在事上磨练做工夫’,这种工夫,亦被视为德性自我培养的方式。”[3]283杨国荣教授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归纳为‘知—行—知’的总秩序”[3]284,认为“王阳明把知与行的关系理解为从知(本然的良知)到行,又由行到知(明觉之知)的双重转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德性与德行的统一。对知行关系的这种理解,不同于抽象地肯定知行的统一,它通过引入过程的观点而在某些方面触及了知与行的互动。”[3]284在此,杨国荣教授高度强调了德性与德行的统一性以及德行的重要性;浙江大学的董平教授认为:“王阳明[2]‘知行本体’与‘知行工夫’来论证知行合一的命题。知行本体强调知行本来意义上的合一,知行工夫则强调知行在工夫过程中的结构关系,突出了‘行即是知’的意义。”[4]214董平教授反复强调要深层次地去理解“知行合一”的深刻内涵,不能简单地只从字面上去肤浅地理解,在他看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反对把知、行分为两截,强调了它们的存在与表现在过程上的统一性,知、行是相互具足、相互圆融的”[4]214,并进一步强调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根本意思上来说,‘致良知’所强调的仍然是‘知行合一’,在这一意思上,‘致良知’也可以被认为是‘知行合一’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3]“致良知”是道德践履的最高境界,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伦理价值才最大限度地被展现了出来。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逻辑推理:若人人皆能以“良知”促行,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必将大大提升,社会将变得更加和谐。

在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被许多专家学者不断肯定的过程中,其伦理价值和时代意义也不断被肯定,但是,真正能够很好地将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与当今社会存在的具体伦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展开深入分析的文章还是比较稀缺,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当今社会,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各种社会问题迭出,尤其是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体利益的现象非常突出,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出现严重不同步的现象,如:有些领导干部的严重贪腐行为的存在、社会上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诚信危机等等,如果个体没有对自身有较高的道德要求并切实付诸实践,伦理道德滑坡的现象将无法避免,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恰能很好地起到纠时弊之偏的作用,特别是其强调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等思想,高度强调了“知”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真知”促“真行”的伦理意蕴,如此,通过道德实践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将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主要内容

1.“心即理”——“知行合一”命题成立的理论前提

(1)“心即理”的概念

从阳明心学的角度看,“心”指的就是我们的“本心”,即那个能视听言动的心,也就是指我们的精神、意识。心是身体的主宰,所以,“本心”就是心之本体,是我们身体视听言动的主宰,我们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是凭借着我们的心灵在主宰着的,所以,我们要努力使心灵回归它的本位。“理”就是“道”,就是程颐、程颢、朱熹等所讲的宇宙的最高真理。“心即理”就是指宇宙的最高真理、天道,原本和我们人的“本心”是纯然一致的,人的本质与天道是同一的,所以,我们的“本心”就是宇宙的最高之道在人本身的实在状态,本心就是天道,这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2)“心即理”观点的理论意义

在王阳明的思想世界里,首先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本质和天道的本质是同一的,“这个确认和肯定,为人的现实生活转境于圣人的境界造就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它也为人通过不断学习的方式学习圣人之道而转境于实际的圣人境界造就了理论前提,由此可见,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是他整个心学思想的逻辑起点。”[4]

我们的“本心”也就是人的本质,它与天道是纯然一致的。这也是人之所以可能是高尚的最根本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就该时时提醒自己要堂堂正正地在努力在社会上做个德性完满人。将“心即理”作为我们在天地间立足的基点,把人的本质真实地表现在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唯有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和谐美好。

2.“致良知”—— “知行合一”命题的终极追求

(1)“致良知”的概念

从根本上来说,良知就是本心、天理,就是那个本原性的最高实在,所以,“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5]51“皆得其理”也就是各得其正,即,达到一种最完满的境界。

(2)“致良知”的途径——“良知”的“自知”与“开显”

良知的“自知”与“开显”就是致良知的途径。良知是本然中正的,而且具有公共性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预设前提,要注意的是,虽然人人都有良知,但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呼唤自己的良知,让良知与主体产生回应,通俗地讲,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地呼唤良知来意识到良知自身的存在,所以,良知的“自知”就是主体性的自我建立,而这个建立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反思来完成的。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良知本身具备辨别善恶的能力,也就是说良知本身就是知善知恶的,“良知的知善知恶实质上是它本身作为绝对的价值中立的经验效用,因此就它自身的本来状态而言,它必定是超越于相对善恶,或者说是无善无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论断”[4]

良知的“开显”,就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也就是说,我们在确认良知自知的前提之下,还必须把作为我们本原性实在的良知如实地在现实生活中展示出来。这一呈现良知的过程,就是‘良知’层面的‘知行合一’”[4]。唯有“开显”良知,良知才有了最终的归宿。

3.“致良知”的功夫论系统—— “知行合一”

“心即理”的理论前提下,如何才能切实地“致良知”呢?在王阳明看来,必须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才能真切笃实地“致良知”。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中的“知”可从“知识”和“良知”这两个维度来阐释。

(1) “知”作为“知识”的角度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是建立在对治朱熹“知行观”的基础之上的,朱熹虽然也同时强调了“知”和“行”的重要性,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在王阳明看来,正是这个“知先行后”之说,才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知与行相分离,导致很多人也许一辈子只做了“知”的工夫,“行”的工夫却终身不做或做之甚少。因此,王阳明更强调“行”对于“知”的优先性与重要性,他认为“知”与“行”原本就是一个工夫,无所谓先后。一方面,从获得知识的过程来看,真正的“知”必须通过“行”来实现,真知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实践,从这个角度而言,“行”是知识形成的根本途径,所以,王阳明强调:“行是知的工夫”;另一方面,作为实践活动的“行”的实际展开过程,同时也是“知”的呈现过程,因为真正的实践活动总是伴随着或者说离不开相应的“知”的指导,所以,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知”与“行”作为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在过程上具有统一性。“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5]1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强调说:“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5]5并针对今人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的情况进一步强调指出:“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5]5高度强调了知行的同一性以及知行之间的密切联系。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同时也高度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5]47从人格完整性的角度而言,人内在的心理活动与呈现于现实生活中的实在状态应该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这个一致性同样要依赖于真实的实践来完成。

(2)“知”作为“良知”的角度

在王阳明的晚年,除了从知识论的意义上强调 “知行合一”的观点之外,他更是从“致良知”的意义上来谈论“知行合一”这个观点。在他的心学思想中,“知”的内涵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讲还有“良知”这一层意思。正是通过从伦理角度对“知”的内涵的转变,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开展出了人生的特殊境界。

如前所述,良知本能地知善知恶,是人人都先天具有的“本心”,是人的本原性实在。王阳明对《大学》篇中“格物致知”的解释不同于朱熹,他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5]28的意思,“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5]31因此,当“知行合一”之“知”的内涵转化为“良知”的时候,“知行合一”的过程就变成了道德践履的过程,即“致良知”。因此,在王阳明那里,“格物”的含义有了新的阐释,从而巧妙地解决了朱熹以“格物”为起点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各环节之间的脱节问题,而是用“致良知”这三个字将各个环节豁然贯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说:“若鄙人之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5]51这就是“良知”层面的“知行合一”,其侧重点是道德践履,使与主体相关联的事物达致最完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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