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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情 浅析明清时期土家族教育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19-10-15 08:44:02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张情(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兰州  730030)
摘 要: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推手历来备受统治者的关注,作为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土家族,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原。直至明清之际,土家族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学校成为土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模范,使土家族地区应试科举无异于内地。
关键词:土家族;明清时期;学校教育
世居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土家族,是古巴人的直系后裔。自秦统一天下,土家族地区便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其文化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而教育也带有儒家教育的影子。
一、汉唐之际土家族学校教育
土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始于东汉光武帝时期。建武年间,宋均于五溪蛮夷之地设学校,以改变 “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1]的社会风气,是为土家族地区学校教育的起点。
继汉之后,隋文帝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之道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各地纷纷建立学校,儒学一时兴盛。隋炀帝也重视学校教育的发展,遣令狐熙在岭南“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虽未能顿革夷风,颇亦能渐识皇化”[2]。
唐宋时期,为了更好地控制土家族地区,中央政府用“以蛮治蛮”的笼络手段使土家族地区降服。唐朝实行“教之礼义”[3],在京城设国子学,土家族子弟可赴京就读,“许(南诏)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4]又于成都设郡学,“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5]。宋朝也是一个重视教育发展的朝代,“广西的教育肇于唐而盛于宋。”[6]但其在土家族地区实行“树其酋长,使之镇抚,始终蛮夷遇之”,[7]由此可知,土家族这种由土民首领统治的教育相较还是落后。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用“以土治土”的办法加强对土家族地区的控制,同时也对土家族的教育进行控制。元代,政府在建始、施州开始建立学校,但数量有限,这时候的学校只招收土家族的儿童入学。而这种学校教育没有得到土民的重视,只有极少部分重视教育的酋长把子弟送去官办学校学习。
二、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
“教育是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出现的。最初的教育主要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进行生存本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8]历代统治集团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制夷”的管理政策,加上土家族地区“蛮不出境,汉不入蛔”的禁令,使土家族人民与外世隔绝,其教育与中原差距较大。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了明清之际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已能形成较完备的体系。
1.教育形式的多元化
学校教育成为教育形式的主流,但书院的建立也是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教育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受教育的基本是政治上层人士。直至明清,教育已普及到了普通土民,接受教育也不再是自愿行为,而是强制手段。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土司将不再拥有特权,取而代之的是中央王朝派去的各级官员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推广儒家教育,使学校、书院、义学、私塾等一系列教育机构皆立于土家族地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溪峒蛮獠杂处,其人不知礼仪,顺之则服,逆之则叛,日渐教化,数年后可为良民。”[9]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教化为先”、“教化以学为本”,把土司子弟是否受儒家学校教育作为继承土司之位的条件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朝廷下令“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0]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孝宗又下令规定“土司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1]。因此土家族地区出现了“男知读书”[12],“通汉人文字”[13]的现象。清朝推行“以文教为先”的政策以帮助土家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顺治、康熙曾多次下令:“应袭土司子弟年十三岁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仕进。”[14]天聪五年(1631年),朝廷又下令“自今,凡子弟15岁以下,8岁以上,俱令读书”[15]。土家族学校的纷纷建立使土家地区“‘文治日兴,人知向学’,儒学已深入到穷乡僻壤,不但有产之家的子女可以入学,甚至‘寒俭之家亦以子弟读书为重’”[16],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已经普及到了普通的土家百姓之中。
书院在明清的发展经几度兴衰。明初,提倡科举考试,重视官学,学校发展迅速,书院由此备受冷落与孤立。明中叶以后,政府扩大入学资格,不仅土司弟子入学,土民也具备入学资格。随着入学人数增多,一些理学家为解决人数巨增而学校不足的这种时弊,纷纷设立书院以补学校所不能及,授徒讲学,于是书院兴盛,而书院建立的资金仍是来自于中央政府,“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17],因此书院也属于官办。“改流后土家族地区共有书院58所,其中今鄂西17所,湘西15所,渝东南、黔东北26所,这些书院中为清代所建的有30所”。[18]当时的理学大师以湛若水和王阳明最为著名,他们提倡心学,其弟子学业相继建立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
明清时期义学也开始出现,“朝廷为彝洞设立之学及府州县为彝洞捐立之学,则曰义学。”[19]义学也是官学的一种,是一些官员和富商出钱设立以帮助贫困土童求学的教学机构,康熙、雍正年间义学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在湖北恩施凤山建立的义学,宣恩城中义学,利川忠路义学,读书成为土家族地区百姓的首要任务,接受教育不再是上层人士的专利。
除学校、书院、义学之外,私塾也是一个传播儒学的途径,一些家庭富裕的土家人愿意花重金聘请教师开设私塾,因而私塾属私立教育机构。私塾学生较少,更能对土童使用儒家的因材施教,关注于孩子兴趣,以至于更好地培养出科举人才。雍正、乾隆年间还开设了另一私立教育机构----育婴堂。育婴堂同义学一样是官员及土民私人捐赠、家长上交及教会投资,专注于土童的学前教育,也免费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土童并免费提供学前教育。
因此,学校、书院、义学、私塾等教育成为主要的教育途径。
2.教育内容的丰富
随着教育的普及,教育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如明代科举条例规定:“三年一试,每次考试三场:第一场考试经义,范围限于程朱注释之四书、五经,考察生员对儒家经典之理解与熟悉程度。”[20]明清两朝十分注重科举,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考试规定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八股文为文章的格式,解释的依据必须为朱熹《四书集注》。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基本是传播儒家经典,文字以汉字为主,教书先生多为汉人,从以前的部分接受汉文化演变成全盘学习。
统治者不仅对科举内容有了具体的规定,且对于儒家教育的内容也有所更改,大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如明太祖曾一度要求大臣将《孟子》中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矛盾的东西删除,明成祖命令国子监增加了《理性大全》,清朝政府颁布《御定理性精义》、朱子全书及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为有效使少数民族诚心降服,还大力宣扬儒家的忠孝思想,如明朝的《监规》、《卧碑》、清朝的《卧碑文》、《圣谕》、《训饬士子文》、《圣谕广训》等等,这些变化的意义在于宣扬忠与孝,禁止学生进行结社、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学校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流,在建立以传授儒家教育为主的学校的同时,也建立了传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专门教授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西方的文学、数学、物理等知识也随之输入中国,西方科学技术也成为教育的内容。
3.科举考试的普及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已普及到了土家族地区,应试的人数也大为增加。科举选拔人才时,中央会规定土家族的应试及录取名额,康熙四十四年朝廷同意了两广总督于成龙关于土民中有读书能写的加入民籍并和官员子弟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的提议。雍正十三年“准土司由生员出身者一体应试”。[21]嘉庆十年,清政府规定:“退种土司良田之土民,准其呈明应试,该土官不得籍端阻扰。”[22]所有子民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为鼓励土民入仕清廷还采取土汉为1:3的比例开考,汉人不许占用土民入仕名额。尽管平等之策给土民的机会大为增加,但并不是所有土民能担得起路途遥远,从而出现了道光元年贵州巡抚陈若霖奏请给赴考的土民路费和盘缠以使之能参加考试。到乾隆年间光永顺县去参加科举考试的就不下一千人,并出现了 “永顺虽新辟之地,而汉、土子弟读书应试无殊内地”[23]的现象。科举考试成为土家族入仕的敲门砖,且与内地无区别对待。
三、结语
明清时期土家族的文明程度因儒家文化的深入大大提高,学校的兴建使许多土民进入了政治核心区。在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境况下人们也开始使用汉文字记载历史,以传承后世。
教育使土家族从蛮不出境到入朝为官,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社会文明发展。也是由于改土归流后汉文化的强势入侵,汉字和汉语广泛被吸收,以至土家族逐渐被汉化,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会说土家语的人口不到20万,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有一部分土家族地区已经逐步在开设双语教学,土家语将逐步被挽救。教育既提高了土家族的文明程度,也使其逐步汉化,在如今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我们也应适当的保留一些优秀的土家文化。
 
注释:
[1]周兴茂.《土家族的学校教育与儒学传统》,《民族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第82页
[2]魏征.《隋书》卷56《令狐熙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年,第1387页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太宗贞观五年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01页
[4]欧阳修.《新唐书》卷222《南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89页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9唐纪 宣宗大十三年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200页
[6]黄现璠.《壮族通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537页
[7]脱脱.《宋史》卷493《蛮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71页
[8]徐亦亭.《土家族古代教育及汉文化的影响》,《民族教育史》,1999年第2期,第73页
[9]田发刚、谭笑.《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10]魏式曾.《永顺县志》卷26, 清同治13年刻本,第871页
[11]柏贵喜.《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12]沈庠、赵瓒.《贵州图经新志》卷12,贵阳:贵州省图书馆,2014年,第18页
[13]沈庠、赵瓒.《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阳:贵州图书馆,2014年,第131页
[14]赵尔巽:《清史稿》卷273《赵廷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30页
[15]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委员会.《恩施州志·教育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7页
[16]恩施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土家族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
[17]赵尔巺.《清史稿》卷106,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19页
[18]黄秀蓉.《论儒家学校教育与巴人——土家社会的儒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0期,第29页
[19]贵州文史研究馆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卷4《学校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6页
[20]熊承涤.《中国古代教育史料系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21]赵尔巽.《清史稿》卷9《世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40页
[22]韦燕璋.《清代广西大事记补遗二》
[23]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
作者简介:
张情(1994--)女,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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