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街区居民旅游开发感知研究
——以武汉里份为例
谭雪琪 闪佳雯（东南大学  江苏南京  211189）
一、文献综述
旅游开发涉及不同主体，其中目的地居民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城市的历史街区中，居民与环境的依赖和联系程度往往更强，旅游开发带来的冲击也更大，而在实际的旅游开发中，往往对居民感知与态度关注度普遍不足，加剧了人地关系矛盾。因此，了解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一直是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外学者在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的研究上成果丰实，早期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入手[1]，后类型不断细分，多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几个维度展开[2]，并研究了不同类别的旅游目的地[3]、不同旅游活动[4]以及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5]的居民感知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的关注日益增加。卢松、张捷[6]对西递景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进行历时性分析，阐述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时间差异及形成机制。程惠珊等人[7]用Q方法对漳州古城居民旅游感知及其形成机理进行了探究。其他学者则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如张俊英[8]对宗教旅游地、宣国富[9]对海滨旅游地、肖光明[10]、易果平[11]等对乡村旅游地、胡静[12]对国家公园以及吴丽敏、黄震方[13]对江南文化古镇进行了研究。学者们普遍采用定量方法来分析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或从经济或社会文化等某一个影响维度切入，或对综合影响感知进行考察。现有的研究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关注不足；对业已开发成熟的目的地的影响感知研究较多，对尚未开发或开发初期的目的地的影响感知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选取正处于旅游开发初期的历史文化街区为案例地，探究居民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感知和态度。本文以旅游感知态度影响模型等为基础，引介相关要素的感知量表，研究居民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其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内在关系，探究居民潜在旅游影响感知和其旅游支持态度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社会交换理论
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该理论提出在特定的人性假设基础上，人的一切活动和社会关系都以奖赏和报酬为向导，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旅游社会交换得以产生。依据词源及学者研究，旅游社会可被定义为，在某个区域空间，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旅游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集合[14]。由于旅游本身所有的短时间内大量人口流动的特性，这对于旅游目的居民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信仰及人际交往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居民的旅游感知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旅游开发的态度。

2.理论假设
基于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并引介Gursoy和Rutherford(2004)的感知分类，构建 历史街区居民旅游开发感知要素的模型（如图），即从“经济收益感知”、“社会收益感知”、“社会成本感知”、“文化收益感知”和“环境成本感知”五个维度测量历史街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各维度指标则在参考Liu等学者所提出的具有稳定性与可靠性的量表基础上，针对历史街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并提出以下假设
H1：居民旅游经济收益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之间显著正相关；
H2：居民旅游社会收益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之间显著正相关；
H3：居民旅游社会成本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之间显著负相关；
H4：居民旅游文化收益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之间显著正相关；
H5：居民旅游环境成本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之间显著负相关。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从2018年2月1日到2018年2月7日在武汉的里份对居民发放了问卷，选取了汉润里、崇正里、泰安里、保元里、耕辛里五个里份发放了300份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45份，问卷回收率达81.67%。随后，运用SPSS分析软件,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进行分析。先利用因子分析对因子进行萃取，得到旅游对居民感知的影响结构，随后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变量分析，以居民个人属性和社会背景为自变量，以提取的公因子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最终，检验个旅游感知要素与旅游支持态度的相关关系。
四、分析结果
1.样本人口学特征
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受访者性别分布较为均衡，男性占比48.6%，女性占比51.49%；居民年龄集中分布在45-60与60岁以上，分别占比21.6%和52.2%；受访者学历主要集中在高中/中专，占比45.7%；受访者的月收入集中在1000-3000与3000-5000元/月，分别占比34.7%和25.3%。
2.居民感知因子分析
 先对问卷进行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KMO检验结果为0.852，大于0.7；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值为1827.766，自由度为136，显著性概率为0，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对数据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萃取了5项公因子，累积解释变异量67.055%。第一公因子为“社会收益”，提供了34.061%的方差贡献率；其次为第二公因子“经济收益”，方差贡献率为13.745%；接下来依次是“环境成本”，“文化收益”和“社会成本”，分别有8.759%，5.434%和5.057%。
3.旅游影响感知分析
(1)不同性别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表1  不同性别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公因子 均值 T值 显著性（双尾）
 男 女  
F1社会收益 18.6303 19.1905 -1.210 .227
F2经济收益 10.0252 10.1429 -.245 .807
F3环境成本 13.3697 14.5476 -2.540 .012
F4文化收益 11.3950 12.3254 -2.564 .011
F5社会成本 6.4706 6.7063 -.856 .393
   从均值上看，女性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明显整体比男性居民的感知更强烈，这与以往的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15]。对样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居民在“环境成本”与“文化收益”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这可能是因为里份女性居民更多地操持日常家庭的经济活动与参与社区活动，对物价、交通等环境成本因素与休闲娱乐机会等文化收益因素更为敏感。
(2)不同年龄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对样本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在“经济收益”因子上的感知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经济收益的感知逐渐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工作、投资等经济活动，所以对旅游对收入、就业、投资机会的影响更加关注；里份的老年人多为退休工人，对此类活动较不敏感。
(3)不同文化程度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如图可见，除“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两项因子外，其他3项因子在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间均体现出显著差异。这说明不同文化程度是引起居民旅游开发影响感知差异的重要条件。在“社会收益”和“经济收益”的感知上，更高学历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认可，其中四个群体在“社会收益”上均值都很高，这可能是由于居民们根据以往和生活的经验，认为旅游开发能敦促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等问题；而对于“文化收益”，大专群体展现出最高的感知。
表2  各文化程度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公因子 均值 F 显著性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及以上  
F1社会收益 18.3137 18.1250 20.5455 20.1842 7.283 .000
F2经济收益 8.2353 9.4911 12.0682 12.0263 14.735 .000
F3环境成本 14.5882 13.9643 13.2955 13.9737 .979 .403
F4文化收益 11.0784 11.4196 13.3636 12.5526 7.443 .000
F5社会成本 7.0784 6.5179 6.1818 6.6316 1.457 .227
(4)不同家庭月收入的旅游影响感知差异
 在家庭月收入差异所导致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差异上，不同家庭月收入的群体在“社会收益”，“经济收益”和“文化收益”因子上体现出了显著差异。在此3项上，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因子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更高的群体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对旅游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收益感知更为强烈。同时，他们相对占据更多的资源，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更强的关切感。
4.旅游支持态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关系分析
   “社会收益”，“经济收益”，“环境成本”，“文化收益”和“社会成本”因子与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均存在相关关系，其中“社会收益”、“经济收益”和“文化收益”与旅游支持度呈正相关，“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与旅游支持度呈负相关，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
 接下来对“社会收益”，“经济收益”，“环境成本”，“文化收益”，“社会成本”与“旅游支持态度”进行线性相关分析。如图所示，常量显著性为0.001，小于0.05，说明常数项应该出现在回归方程中，值为1.661。“社会收益”，“经济收益”，“环境成本”和“文化收益”因子的显著性均小于0.05，应该出现在方程中；“社会成本”的显著性大于0.05，说明其与0没有显著性差异，故不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因此，可以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居民旅游支持态度=0.069×社会收益+0.074×经济收益-0.075×环境成本+0.096×文化收益+1.661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文化收益对旅游支持度的贡献最大，且二者为正相关关系，说明文化收益感知越高，越倾向于支持旅游发展，假设4得到验证；其次，社会收益和经济收益也与旅游支持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社会收益与经济收益感知越高，旅游支持度越高，假设2和1得到验证；环境成本与旅游支持度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感知到的环境成本越高，旅游支持度越低，假设5通过验证。但是，社会成本因子由于显著性大于0.05，未出现在方程中，说明社会成本与旅游支持度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3未能通过验证。这可能是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居民的感知会存在差异。里份所处的江汉路历史街区在2015年才被列为历史文化街区，政府进行的旅游建设也尚处起始阶段，居民对于旅游开发、发展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如对犯罪率的影响）认识并不深刻。
五、结论
 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对武汉里份的居民的旅游开发影响感知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居民总体的感知情况以及对不同人群的感知差异进行了原因的讨论。然后，通过相关分析检验了各感知要素与旅游支持度的关系。最终，得到了以下结论：1.居民的旅游开发影响感知模型由社会收益、经济收益、环境成本、文化收益和社会成本5大维度组成；2.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收益”，“经济收益”，“环境成本”，“文化收益”和“社会成本”因子与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均存在相关关系；3.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构建了旅游开发影响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回归方程：居民旅游支持态度=0.069×社会收益+0.074×经济收益-0.075×环境成本+0.096×文化收益+1.661，其中“社会成本”因子未出现在方程中，说明社会成本感知与居民旅游支持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里份处于旅游开发的准备和初期阶段的事实和居民自身属性因素影响导致的.最终，假设1、2、4、5通过验证，假设3未通过验证。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针对里分旅游开发提出以下建议：1.开发管理及运营模式选择，构建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运营管理模式，设计街区旅游收益构成及收益分配方式，规避旅游可能造成的社会财富差距日趋加大的风险；2.提高旅游开发中的公众参与程度，提升社区居民在当地旅游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参与意识；3.合理利用和管理交通网络，在消除交通隐患的基础上，借助周围的优势资源将里分作为武汉精品旅游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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