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从丝绸之路的变迁探究明清宁夏佛教的发展》，编号：Q2018107490068
明清时期丝绸之路与宁夏地区佛教的发展
郑星（宁夏大学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佛教文化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传入中国，为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创造了重要遗产。明清时期宁夏境内丝绸之路不断完善，加强了该地区对内和对外的文化交流，即强化了宁北区和宁南区两大佛教文化区间的联系，又推动寺院庙会经济发展，加速宁夏佛教世俗化的步伐，致使出现多元文化会合杂糅的趋势，对宁夏地区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丝绸之路；宁夏；佛教；明代；清代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贸之路，还是一条中西文明交流之路。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中将其价值提到世界史发展的中心、世界主要文化母胎的高度。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东传进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互为借鉴，最终实现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传入给宁夏的历史、文化、民众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在宁夏途经的路线、元明清时期宁夏地区佛教的发展以及对宁夏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如陈育宁的《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对宁夏文化的影响》[1]，薛正昌的《丝绸之路与宁夏石窟文化》、《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试论佛塔承载的多元文化》[2]，贾学峰的《宁夏佛教历史钩沉》[3]，仇王军的《丝绸之路在宁夏》、《蒙元时期宁夏佛教考述》、《明代宁夏佛教考述》、《清代宁夏高僧考述》[4]等等。整体而言，学术界在关于宁夏境内丝绸之路的变迁和不同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特点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就丝绸之路变迁与佛教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本文从丝绸之路出发，在梳理清楚宁夏段丝绸之路的变迁脉络后，依据地方志等史料充分论证明清时期在丝路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宁夏佛教文化进一步发展，与中原地区同时迈入世俗化的进程，推动宁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宁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一般来说，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段：东、中、西段。东段从长安（西安）至凉州（武威）；中段由凉州至安西(吐鲁番）；西段从安西至西域各国。其中，东段在唐代中叶有南北两条路线。南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流域向西走，途经雍县(凤翔）、天水、临洮、金城（兰州）至凉州。北路从长安的西北面出发，途经咸阳、彬县，过甘肃泾川、平凉，然后穿过高平（固原）、会州（靖远）至凉州[5]。
在宁夏境内的是东段北道。《国语》记载：“宣王料民于大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宁夏固原中河乡孙家庄考古发掘西周奴隶主墓葬，出土大量车马铜饰件，如车轴饰、车軎、銮铃、马标、马衔、当卢等[6]，可以证明西周时期固原地区已有大车通行。近代学者也指出《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游的路线与丝绸之路的传统路线重合[7]，期间经过宁夏固原地区。
秦始皇二十七年，曾“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8]”据《括地志》记载鸡头山就是泾水发源地笄头山，应在宁夏的泾源县境内，即秦始皇的行径路线为：由咸阳向北，至北地郡治所（今甘肃宁县），然后向西，由今宁夏南端的鸡头山抵达陇西郡（今甘肃临洮）[9]，此路段与唐中叶丝绸之路东段北路一致。
汉武帝在位期间，丝绸之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139年，张骞作为使者出使西域，为中西间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前126年，霍去病打败河西匈奴后，在河西走廊设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修筑烽燧、亭障、建设屯田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公元前114年，在固原设安定郡，从公元前112年至公元前88年的23年间，汉武帝先后共六次巡视安定郡，帝王的巡视促进宁夏道路交通的发展和完善，且安定郡的设置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动乱、大融合时期，频繁的战争使丝绸之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海宝塔的重修和须弥山石窟的修凿以及1983年李贤夫妇墓葬中鎏金银壶、青金石金戒指、玻璃碗等的出土来看，丝绸之路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代不负盛世的气度，四方来朝的丝绸之路也发展到了一个极盛时期，从须弥山石窟中唐代石窟的雕凿艺术就能窥见一斑。但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人占据了河西和陇右地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被中断，由长安到河西走廊的长安-凉州道改为长安—灵州道，即由长安北上到邠州、经庆州、环州、到达灵州。据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考证，此路从灵州西南即青铜峡越过黄河，经中卫到甘肃武威，或者经过银川，向西翻越贺兰山，再过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抵达甘肃民勤县，沿着白亭河谷到凉州，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会合，再沿河西走廊至西域。灵州从朔方军镇设立到太宗灵州之行、肃宗灵州登基，它作为宁夏平原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唐末五代至宋初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站，中西使节往来，僧商往返，络绎不绝。
元朝初年丝绸之路再度兴盛起来，不仅恢复了传统线路，还增修了驿道，加强了宁夏与各地的交流。固原地区原为丝绸之路东段北路必经之地，元朝发展了宋降将张中彦为金营造新宫在六盘山采运木材的路线，开辟了一条六盘山道。该路线改为从长安出发，行至瓦亭后，直接翻越六盘山，经隆德县和甘肃会宁、定西后到达兰州[10]。
明朝政府曾多次派出陈诚等人出使西域，与西域的诸藩、各地方政权之间形成了朝贡、回赐关系，国家政策的导向推动丝绸之路一带经贸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宁南地区继续开发使用六盘山道，基本上恢复了安史之乱以前的路线。宁北灵州是军事重镇，为驻兵实行军屯政策，屯田促进了宁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丝绸之路贸易的畅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清代宁夏属于甘肃的一个府，宁夏府城与省会兰州间的交流必然加强，固原介于两地之间，所以宁夏府和固原州的交通也随之加强。[11]又因宁夏是统治者用兵新疆的后勤支援站，宁夏通往各地的道路不断完善。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古中国将视野和胸怀投向了世界，在丝绸商贸的买卖中加强了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宁夏固原和灵州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见证了迁徙的游牧民族和中、西亚的使节、商贾、僧团的频繁往来，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
二、明清宁夏地区佛教的发展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政治军事的影响。一方面，政治上相对多元开放的政策，为佛教的繁荣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军事物资的调配、商业经贸的发展推动了宁夏境内丝路的完善，为佛教的交流传播增添了渠道，大量外来高僧更是给宁夏带来了中原的思想，加速了宁夏地区佛教的世俗化进程。
1.明代宁夏佛教
明代宁夏境内丝绸之路延续元以来六盘山作为东西交流的要道，商路的畅通促使宁南地区佛教寺院大放异彩。《万历固原州志》中记载了兴福寺、圪塔寺、白衣观音寺、等九处寺院。《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五《平凉府》中记载了隆德县的下生寺。《嘉靖平凉府志》又有隆圣寺、清凉寺、影山寺。该时期须弥山、石空寺、牛首山等成为颇有影响的佛教圣地，其中固原地区的须弥山石窟寺成为固原八景之一，尤为明朝统治者所重视，进行了多次修葺。这些寺院中也涌现了大量高僧，如黑禅和尚、海珠和尚。由此，可以窥见明代宁夏南部地区的佛教在六盘山道再度畅通的影响下发展。
另一方面，因军事防御的重点在东北部，继续开发唐宋以来的灵州道，比过去的灵州道延长了120里[12]，丝路的延长给佛教的发展增添了文化交流的渠道，使宁夏卫塔寺林立。《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宁夏卫有宁静寺、报恩寺、承天寺、土塔寺、永祥寺、高台寺、海宝塔寺；灵州有永静寺、兴教寺、石佛寺；韦州有康济寺；中卫有石空寺、米钵寺、羚羊角寺、弩兀剌寺；鸣沙州城有安庆寺；西路广武营有大佛寺。其中，宁静寺和圆光寺曾受朝廷颁赐《永乐北藏》，促进了宁夏佛教的发展。
明代宁夏佛教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制度的完善，实行一系列即保护又限制的政策。《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六年九月）设宁夏僧会司。”[13]《明英宗实录》：“（正统九年二月）改设陕西都司宁夏卫僧会司为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一员，以番僧耳布奏僧徒多也。”[14]设立僧官级别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宁夏卫僧人数量的增多，“番僧”又体现明朝藏传佛教在宁夏的活动，证明该时期丝绸之路畅通，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嘉靖宁夏新志》载：“汉僧纲司印一颗，汉僧纲正副各一员，汉僧纲司在宁静寺内; 番僧纲司印一颗，番僧纲正副各一员，番僧纲司在报恩寺内。”[15]这是明朝宁夏卫设立的僧司机构有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分的开始，分别管理藏传佛教事务和汉传佛教事务。
《明孝宗实录》中记载固原州设立了僧正司：“升陕西开成县城为固原州，仍隶平凉府，设知州、吏目各一员，儒学、学正各一员，训导二员，永宁马驲驲臣、盐引批验所大使、阴阳、医学、僧道正司各一员。”[16]《嘉靖固原州志》卷一《文武衙门》中也记载了固原州设有僧正司[17]。
制度的细化是宁夏地区佛教发展复杂化的反映，更进一步体现僧人数量的增多，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丝绸之路仍然保持畅通。当时藏传佛教主要是对西夏及元代时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延续，对沿丝绸之路传入的藏传佛教则持限制态度，如《大明律》中规定：汉人不得学习藏传佛教，“凡汉人出家习学番教，不拘军民、曾否关给度牒，俱问发原籍各该军卫有司当差。若汉人冒诈番人者，发边充军”[18]。明律法的出台也反映宁夏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境内藏传佛教的繁荣，使统治者不得不严令禁止。
总体而言，明朝时期宁夏地区佛教的传播受政治影响较深。前期，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藏传佛教占相对优势。后期，朝廷通过政治手段干预藏传佛教的发展，致使汉传佛教兴盛占据主导地位。明代宁夏各地的寺院随着信众的增多，以庆王朱栴为首的藩王文人集团，在原有基础上重建或重修寺院。
2.清代宁夏佛教
清朝时期满族统治者崇尚喇嘛教，相对开放的文化政策推动了宁夏地区佛教的发展。佛教进一步世俗化致使宁夏普通民众家中出现“中堂供先祖，或悬佛像”[19]“疾则信巫，丧事遵用浮屠”[20]的现象，同时，佛教寺院与神灵庙宇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寺院数量进一步大幅增多。
清朝时期河湟地区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宁夏自然也是佛教文化的辐射范围，大量学识渊博的游僧出现，最为有名是“十八罗汉绕银川”，即润光大师、致远和尚、广东和尚、斌雅禅师、灵芝禅师、幻闻禅师、紫衣禅师、效心和尚、均会大师、觉晓和尚、悟颖禅师、明心和尚、致远和尚、洪维大师、秀峰和尚、真如禅师、昌泰和尚等[21]。这18位高僧在多处文献中被提及，如《乾隆宁夏府志》卷十六《人物四·仙释》中列举了清初六位僧人：彻一上人、斌雅尚师、灵芝禅师、广东和尚、润光老人、幻闻禅师。民国时修成的《朔方道志》卷二二《人物·道释》中在六位的基础上增加了致远和尚。这些外地来的高僧为宁夏佛教信众带来了各地的思想，使宁夏佛教也能在时代变迁中顺应佛教世俗化的潮流，更加开放地迎接外来文化。
但清代统治者在尊重佛教的同时，又对寺院、僧尼严加管理，故而该时期寺院、佛塔等多承明制。嘉庆以后，国势衰退，佛教也开始凋零。公元1863年，由于战火殃及，多数寺院被毁，大量僧人逃亡，宁夏佛教从此一蹶不振。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佛教的发展离不开上述丝路、制度的完善，也不可忽视该时期佛教发展的总趋势。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隋唐时期获得充分发展，到宋代禅宗确立，明清时期走向世俗化，即从上层精英走向庶民百姓，这就不难理解地方志中多次记载佛事的现象。就明清宁夏地区而言，丝绸之路宁夏段的畅通，使宁夏地区游僧的比例增加，这些僧人带来中原地区佛教入世的思想，推动宁夏地区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宁夏平原地区出现翻修佛塔的浪潮，寺院庙会经济刺激了丝绸之路在宁夏境内的纵向延伸。
三、丝绸之路的变迁对明清宁夏地区佛教传播的影响
明代宁夏地方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丝绸之路，在统治者逐步关上海运大门的过程中，陆上丝绸之路迎来再一次发展的契机，佛塔、寺院文化在宁夏地区得到发展，与佛教相伴而生的诗歌创作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影响最大的是当时流行的“八景诗”。
《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的明代“宁夏八景”有：贺兰晴雪、汉渠春涨、月湖夕照、黄沙古渡、黑水故城、官桥柳色、灵武秋风、梵刹钟声。其中庆王朱栴所作《梵刹钟声》：“觚棱殿宇耸晴空,香火精严祀大雄。蠡吼法庭闻梵呗，铃鸣古塔振天风。月明丈室僧禅定，霜冷谯楼夜漏终。忽听钟声来枕上，惊回尘梦思无穷。”反映的就是承天寺香火旺盛、佛事活动场面盛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宁夏的社会生活。
到了清代，“八景诗”成为宁夏地方志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发展到极盛阶段。如《乾隆宁夏府志》中所录黄图安作的“宁夏八景”诗：藩府名园、南塘雨霁、承天塔影、南楼秋色、泮池巍阁、霜台清露、黑宝浮图、土塔名刹。除此之外，还有“朔方八景”、“中卫十景”、“平罗八景”、“固原八景”等，“八景诗”出现在具有教化作用的地方志中，且内容体现了禅寺诗的特点，即以禅寺为写作对象。这是由示法诗、开悟诗、颂偈诗向禅寺诗转变的典型，体现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逐步走向普罗民众的趋势，加速了儒、释、道三教统一的进程。如武当山佛寿寺本是道教寺院，乾隆年间，在该寺修建太和殿和大佛殿，成为佛道合一的典型。
明清又是佛塔寺院重修扩建的重要阶段。唐代以前，宁夏地区佛教的承载者主要是石窟寺，是南部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佛教文化结合的产物。明清时期，丝绸之路已贯穿宁夏全境，北部平原继西夏以来留下了大量的佛塔寺院，该时期外来僧人及本土信众的增多，使得宁夏境内的佛塔寺院得以修葺和扩建，而宁夏南北地区间道路的畅通也使得原本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差异形成的宁北区、宁南区两大佛教文化区连接起来。同时，道路的畅通也为城内庙会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商品。庙会市场开市次数增多，庙会的举办也越加频繁。市场经济的驱动使丝路商贸与佛事活动的关联更加密切，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结语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中国和各西域国家、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纽带，它作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通道，连接了古代五大文明，对古代世界文明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佛教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融入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外来宗教和第一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域外文化，它的传入正得益于丝绸之路商贸文化的畅通。而“关中屏障，河陇咽喉”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之作为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必由之途，更使得宁夏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承载点。寻循宁夏境内丝路文化和商贸的衍延，便随处可见佛教文化在宁夏境内的发展轨迹。由是观之，明清时期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不再是汉唐时期呈东西向延伸，它还通过南北向扩充、发展，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流，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区文化。

注释：
[1]陈育宁.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J].1996:52；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对宁夏文化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1995(4）
[2]薛正昌.丝绸之路与宁夏石窟文化[J].现代哲学，2010(6)；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M].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试论佛塔承载的多元文化[J].宁夏社会科学院，2016
[3]贾学峰.宁夏佛教历史钩沉[J].宁夏大学学报，2009
[4]仇王军.丝绸之路在宁夏[J].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蒙元时期宁夏佛教考述[J].宁夏社会科学，2018；明代宁夏佛教考述[J].宁夏社会科学，2017；清代宁夏高僧考述[J].宁夏社会科学，2015(5)
[5]交通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公路交通编史研究[M].1984
[6]固原县文物站.宁夏固原西周墓清理简报[J].考古，1981
[7]黄剑华.西域丝路文明[M].成都时代出版社，2016:6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二十一，690
[9]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编写组著.宁夏交通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7
[10]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编写组著.宁夏交通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86
[11]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编写组著.宁夏交通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03
[12]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编写组著.宁夏交通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02
[13]明太祖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3354
[14]明英宗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2284
[15]管律.嘉靖宁夏新志[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62-68
[16]明孝宗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3454
[17]杨经、刘敏宽.嘉靖·万历固原州志[M].牛达生、牛春生，校勘，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20
[18]大明律[M].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369
[19]张金城.乾隆宁夏府志[M].陈明猷，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108
[20]常星景.康熙隆德县志[M].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79
[21]贾学锋.《宁夏佛教历史钩沉》，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7月第四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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