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2019年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专项）“四川历史文化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资源研究”，编号：SZQ201903
试析朱家骅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杨东晓（成都大学  四川成都  610106）
摘 要：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地质学家朱家骅，凭借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干练的个人能力、较高的学术水平以及对学术研究的热爱，长期在民国时期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任职。他积极参与中央研究院体制的创设，致力于调整机构、延揽人才、设立院士等重要事务，使中研院初具规模。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他又呕心沥血，多次组织中研院的搬迁，使其转危为安。朱家骅致力于中研院的建设、保存和发展事业，为近代中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体制贡献；转迁
成立于1928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为中研院）是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因其在中国近代学术的创立、存续和发展上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而彪炳史册。在中研院灿烂而辉煌的历史上，除了首任院长蔡元培之外，朱家骅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朱家骅先后在中研院担任过评议员、总干事、代理院长等职，是历任中研院院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而担任中研院院长是朱家骅一生任职最长的一个领导职务。
一、教育背景、学术水平及行政能力
朱家骅能够对中研院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既与历史机遇使然，也与其良好的个人素质密不可分。
首先，朱家骅受过海外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为其管理中研院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知识背景。朱家骅于1908年入同济德文医学堂，学习德文，辛亥革命时因参加中国敢死团而辍学。1912年，他回到已改名为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母校，进入电机系学习，于1913年以同济首届工科毕业生的身份毕业。1914年由张静江资助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形势日趋紧张，朱家骅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在1917年归国，担任北京大学的德语教授。他由此成为北大最早的德语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代德语教授。当时北大总共才有28位教授，朱家骅位列其中，而且其年仅24岁，被称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其在学习上的天赋已崭露头角。虽然位列教授，但朱家骅并不满足，他虚心向学，渴望再赴海外，继续求学。一战结束后，他来到瑞士，进入伯尔尼大学学习。经过多方努力，于1920年又回到已经十分熟悉的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地质学。他发奋苦读，于1922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24年，学成归国。[1]由于海外学习的经历，使其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者，较高的学历使其成为知识渊博、学有所长的青年学者，这些都为其日后负责中研院奠定了基础。
其次，朱家骅作为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使其在领导中研院时具备了深邃的学术眼光。朱家骅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学成归国后，即着手进行国内的地质调查工作。他在1927年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自任所长，聘请外国地质学家，开展对四川、西康、云南等边远省区的地质调查工作；另外，还主持了对南岭的地质考察，对南岭的地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家骅还长时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并两次担任会长。朱家骅作为中国当时一流的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2]这些建议对中国地质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地质学的发展。朱家骅正是凭借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其在领导中研院这个科研机构时游刃有余。
再次，作为国民党高层人物之一的朱家骅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干练的个人能力，这为其有效地管理中研院提供了便利。中研院虽然是专门从事科研的机构，但组织庞杂，人员众多，所以事情纷繁复杂，这就要求其领导者不仅精通科学研究，也要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久在官场历练的朱家骅无疑符合这一要求。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朱家骅非常欣赏，他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3]，半个指易培基，一个即指朱家骅。在戴季陶的心目中，朱家骅是当时中国具有最高水平的人才，可见对朱家骅评价之高。朱家骅作为国民政府时期学者从政的成功典型，崇尚实干。他的一位部属回忆说：“先生向来不尚空言，但务实做，对任何空洞的计划，和难以实行的玄妙言辞，都不感兴趣……要做的便放手做去，决不拖泥带水、瞻前顾后、顾虑困难，更不计较个人的成败。”高效、实干的作风使他在处理政务时雷厉风行，成效显著。1926年6月，戴季陶邀朱家骅一起创建国立中山大学，并聘用朱家骅为筹备委员之一,戴季陶虽为校长，但因为一直忙于北伐，所以实际创建全由朱家骅一人操办。他在筹措经费、聘用师资、建设校园等方面，竭尽心力，奠定了中山大学的文化学术地位，连前往参观的欧洲名校校长也称羡不已。[4]朱家骅的才智和魄力得到广泛认可。此后，他还担任过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这些经历锻炼了其能力，拓展了其人脉资源，为其后来较好地领导中研院奠定了基础。
二、在中研院体制上的贡献
在中研院的创立阶段，朱家骅在体制的创立和机构的调整上作出了一系列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积极参与中研院制度的策划和机构的创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研院除设立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外，还有“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任务。1934年5月，为达成这一任务，中研院决议设立评议会，作为全国学术评议的最高机关。由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负责具体筹建。在筹建评议会时，丁氏即不断找朱家骅商量；朱氏也积极出谋划策，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在两人的不断协商下，达成了评议会的制度。在之后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谈及此事时，朱氏也予以大力支持。[5]由此可见，朱家骅对评议会的设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研院评议会设立之后，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的重要议案，有效地发挥着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重大职责，对促进中研院及国家学术之发展、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其二，朱家骅在领导中研院期间多次创建和调整其机构，使中研院的研究机构日益齐备。例如1941年朱家骅派姜立夫筹备数学研究所，吴定良筹备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又将动植物研究所分开，分别设立动物研究所与植物研究所。到战后，原子能的研究成为时髦而且国家急需的学门，朱家骅乃又积极筹备原子能物理研究所，并且派总干事萨本栋赴美洽购设备，可惜因中研院向国民政府申请预算未成，事遂中寝。1947年美国在太平洋举行原子爆炸实验，中央研究院还会同教育部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前往参观，并托他带去美金十余万元购置原子能物理研究所所需的仪器。但后来因军政部有意自设原子能研究所，中研院乃将原拟的原子能物理研究所改为近代物理研究所，仅从事理论研究。[6]朱家骅对于中研院各机构的创建与调整，有利于实现人尽其才，提高效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更利于科技事业的发展。
其三，领导制定了院士的选举制度，负责选举出中国第一批院士，对于中国的近代学术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前文所述之中研院评议会，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尽到学术成果评审与奖励职责，而是承担着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的使命，为了补救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使中研院真正承担起应有的全国最高学术评议及奖励之职责，中研院酝酿并创建了院士制度。“院士”是一种学术名誉称号，是对学者学术成就进行的总体性评估和最高奖励。[7]由时任院长朱家骅负责具体的筹划与设立。1948年2月中旬，在院士选举临近之时，关于院士选举的相关规程尚未制定。为此，朱家骅召集在南京的评议员到中研院进行紧急商讨，经多次开会讨论，最终于3月25日在第五次年会上通过了《院士会议规程》。[8]其主要内容有“一、院士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中央研究院院长召集之。二、院士会议开会时，由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主席，评议会秘书及研究院总干事任秘书。三、院士会议时，执行下列任务：选举院士及名誉院士、选举评议员、议定国家学术之方针、讨论政府委托事项。四、院士会议开会时得宣读重要学术论文”等。[9]并在此次年会上即依照所拟定之选举程序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首届院士。院士原拟遴选81—100人，结果在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60余名，到28日，一连5次投票，才选出81人来，达到《选举规程》总人数的最低限制，计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10]院士体制的设立，弥补了中研院以往的体制缺陷，使其步入发展的正轨，而中国的学术建制也因此趋于成熟。
三、安排中研院的辗转迁徙
中研院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科研人才和大量宝贵的试验设备以及文物图书，因此弥足珍贵。但民国时期中国屡遭兵燹，中研院也屡遭毁弃之险。为了保护这些顶尖的人才和来之不易的实验设备，朱家骅殚精竭虑，先后负责主持了中研院的多次迁移。
中研院第一次迁移发生在抗战时期。1936年底，中日形势风云日急，身为中研院总干事的朱家骅此时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战争前夕，地处前线之封疆大吏，其忙可知，故朱家骅想辞退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不幸恰在此时，在上海的蔡元培院长病重，朱家骅也就不便启齿，只好先请傅斯年帮忙协同管理，并拟定计划：一旦战起，先在长沙设工作站，作为战时迁运的中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中央研究院按照既定计划开始内迁，除了在上海的工程、理、化三所有部分笨重设备寄存外，全部设备和人员，都迁往长沙集中，并在此选址继续办公。1938年，朱家骅因不堪繁重，辞退浙江省政府主席之职。而此时的蔡元培，病情虽略有减轻，但仍体弱，遂决定移往香港继续疗养。朱家骅与中研院各所所长齐赴香港，请蔡院长主持一次常务会议，以决定各所具体的迁移之处。会后，各所按照指示纷纷开始行动。此次中央研究院的迁移，表面上看只是一次迁移，而实际上，各所人员、眷属、珍贵典籍仪器等，又多又重，又宜受损，且又是在战时，困难之多，可想而知。计在此次大迁徙中，有六类问题必需解决：第一、经费问题，第二、交通工具问题，第三、关税问题，第四、人员安置照顾，第五、安全与文物保护问题，第六、与其他迁逃机关抢房屋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多要朱家骅亲自以电话、公文或私函接洽解决。事情可谓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涉及的人物职位或高或低，千差万别。朱家骅当时身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又改任组织部长，杂务缠身，日理万机，但他依然于百忙之中拨出冗机，悉心负责中研院搬迁事宜。[6]在朱家骅的组织领导下，史语所和社会所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气象所、天文所、工程所、动植物所及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后来工程所又迁往贵州安顺，化学所迁往川西犍为，天文所大部分迁峨眉，另一部分迁泸州，还有一部分迁天水，1944年桂林吃紧，原拟迁往桂林之地质、物理、心理研究所，又再赶运四川。[6]总之，这次中研院的内迁，虽然历经波折、困难重重，但使中研院保存了多数的研究机构，从而为中国近代本不发达的科学研究事业保留了人才和科研设备，使中国的科研事业得以薪火相传。朱家骅在这期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可谓功不可没。
及至抗战胜利，中央研究院又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是为第二次迁移。当时军队调动频繁而紧急，国民政府及其中央党部所属之各机关，多如牛毛，人员总计在百万以上，都急待还都，故中研院的迁返又面对诸多困难。而其中所面对的最大困难，还是经费、交通两大问题。为达成顺利迁返之任务，中央研究院开会决定第一步先将各地分散之所，集中重庆近郊，等待交通工具。十几个所分从各地集中重庆，已经不能称为简单问题，再从重庆还都，经过三峡，或川黔湘公路，或川湘公路，出川，再经鄂、赣、皖、苏几省，路程一千多里，又赶上此时是上百万人都急于寻找车船回家或还都之际，问题之复杂繁难可想而知。这些又都必须由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朱家骅和时任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合作解决，好在朱家骅十几年位列中枢，门生故吏遍天下，此时还兼任着教育部长，拨款方便，只要稍微联系招呼，问题多可迎刃而解。大约半年光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及各研究所，全都安抵南京或上海。到南京北极阁原址的是大部分，少部分如工程、物理、化学等仍回上海。朱家骅认为北极阁太小，妨碍发展，遂在1946年购定南京九华山两百四十几亩地，准备将全部院所都集中于南京，手续办到1947才完成。[6]然而此时风云突变，国共两党战端已起，中研院的扩建计划，也因此中辍。
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国民政府下令中研院也随之迁往台湾，此即第三次迁移。时任院长的朱家骅多次召开院务会议，讨论关于中研院的搬迁事宜，并决定首先将历史语言和数学两所迁往台湾。之后，朱家骅继续多方奔走游说，张罗其他院所的迁台事宜。1949年1月，中研院将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在上海祁齐路的在君馆，准备进一步的搬迁，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故迁到台湾的也就只有历史语言和数学两所。[11]迁台初期，生活艰难、房舍无着落、工作无法进行，可谓是困难重重，而政府所拨经费仅能勉强维持现状，两所研究院的研究员，一部分借住在台湾大学宿舍，一部分则借住在台湾省桃园县南部杨梅镇的一处民宅。朱家骅作为院长，为解决凡此种种问题，多方奔走周旋，筹集资金、选购地皮，直到1953年，由于朱家骅的努力,中研院才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在台北近郊南港建造了新院舍。[12]随后，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总算相继恢复。台湾的科研事业得以保存，这为台湾以后的科研事业打下了基础。
四、结论
朱家骅在中研院任职达三十年之久，在中研院辉煌而灿烂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中研院的机构调整与辗转迁徙的贡献上，其科学观念对于中研院的影响也不可估量。朱家骅曾说：“治学的人是不好讲求名利的，须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再守之以恒，持之以久，朝斯夕斯，终身不倦，方能有所成就，古人都是这样，绝对不把学术金钱名位混为一谈……所以兄弟很希望全国学术界大家起来，提倡为学术而研究的作风，尤其对于研究纯粹理论科学的学者，再加以尊重与协助，俾能孜孜不倦，终身从事，庶几可以提高我国现代学术的水准，奠定我国学术的基础。”[5]朱家骅极力提倡纯粹的科学理论研究，强调要为了学术而做学术，这种对于学术之态度如一股春风，吹散了当时中研院内所存留之崇尚名利的风气。有人说朱家骅是“一位真正具有科学精神，并且真正能运用科学方法与事业的典型人物……在服务公职的40余年中，一直以其踏实的科学修养，本着充分的科学精神，透过精密而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主持每一阶段的繁重工作，所以能事事有辉煌的绩效。”[5]在中研院掌事期间，可以说朱家骅把控了国民政府的学术发展大权，而他千方百计努力实现其理想与目标，在他所主持与管理的中研院苦心擘划，对转变当时社会上纷纷崇尚的“为官做宰”的学风，以及促进中研院科学技术研究的全面发展和促成各具体学科的发展可谓颇有贡献。
朱家骅凭借自己所怀有的这种科学信念，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付出，不仅赢得了中研院的长足发展，也赢得了中研院所有研究员的尊重与敬仰。1957年9月初，中研院选举院长候选人的评议会上，公决通过了一封慰问朱院长的信，信上写到：“朱院长骝先先生赐鉴：此次第三届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开会之时，适值先生体弱多病，在辞职中。缅怀本院为全国最高学府，创立至今，已三十年。先生于早年历任评议员、总干事，赞襄鸿业。嗣继蔡先生之后，主持院务，十有八年。抗战期间，添设植物、医学、数学各所，扩展院务，渐臻完备。及共匪叛乱，大陆沦陷，努力搬迁历史语言、数学两所，在艰苦中，为国家版权图书文物之精华，维持学术尊严及研究水准，且为国家急需培植人才。近年建立南港院址，并在台筹设近代史、民族、植物、动物、化学各研究所，为国家逐渐奠定在台之学术基础。”[6]之后，在1963年初的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把即将落成的民族学研究所大楼，定名为“朱家骅纪念馆”。“朱家骅纪念馆”代表中央研究院全体乃至全国最高学术团体表达了对朱先生的怀念与仰慕。[6]而胡适先生也一再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没有朱先生，就没有中央研究院”。[6]朱家骅于1928年起，开始在中研院任职，历时长达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中，朱家骅凭借自己的个人才智与能力，领导中研院披荆斩棘、奋力向前，勇攀科学的高峰，去实现中国人的科学梦想，用自己真诚的付出赢得中研院发展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掌声。

注释：
[1]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2]张剑、黄婷.朱家骅的科学观念与国民政府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中国，2004年01期
[3]王晓华、张庆军.蒋介石与希特勒:1927-1938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
[4]杨鑫洁.戴季陶与中山大学.文史精华，2011年09期
[5]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
[6]杨仲揆.中国现代化的先驱——朱家骅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
[7]左玉河.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史学月刊，2008年05期
[8]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士会议.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01期
[9]《院士会议及选举规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034，转引自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次院士会议》，《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01期
[10]胡适著.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大陆杂志社编委员会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朱家骅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12]曲凯南.朱家骅传.民国档案，1991年04期
作者简介：
杨东晓（1990--）男，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20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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