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雯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  100088）
摘 要：西蒙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是继叶芝以来，爱尔兰文学史上最出色的诗人，也是近二十年来文学研究界心目中当今英语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诗人兼诗歌评论家。他本人曾于1995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体现了他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授奖辞中这样赞扬了希尼的诗歌艺术特征：“他的诗作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分析希尼诗歌的艺术特征，即深深植根于爱尔兰民族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诗歌灵感，以及在他的诗歌评论和后期创作中所表达出的关于诗歌对于现实功用的态度，即他认为，诗歌具有“伤害和命令”这种特殊的能力，并因此而具备一定的战斗性功能，并且还强调了诗歌可以成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西蒙斯·希尼；爱尔兰民族；日常生活的神奇；政治冲突；诗歌的力量

一、希尼诗歌的艺术特色——从《挖掘》一诗说起
《挖掘》（“Digging”）一诗，是西蒙斯·希尼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Death of a Naturalist）中的第一首诗，同时也可以说是西蒙斯·希尼的成名之作。这首诗从第一人称角度描写了一个孩子“我”决定要跟爱尔兰乡村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决裂，他决心不再当农民，而是要以文字维生。他坐在房间里，听到父亲正在窗外的土地上挖掘，寻找泥炭土中种植的马铃薯。“窗下，响起清脆刺耳的声音/铁锨正深深切入多石的土地：/我的父亲在挖掘。”西蒙斯·希尼在这首诗中以朴实贴切的笔触，描绘了第一人称主人公“我”的父亲在泥炭地上挖马铃薯的情景：“粗糙的长统靴稳稳地踏在铁锨上，长柄/紧贴着膝盖内侧，结实地撬动。/他拔除高高的株干，雪亮的铁锨深深插入土中/我们捡拾着他挖出的新薯，/欣悦于它们在我的手中，显得又凉又硬。”[1]诗歌的行文显得浅显而稍带笨拙，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属于丰收时刻的欢悦。长期以来，马铃薯一直是爱尔兰人的主食，19世纪末惨痛的爱尔兰大饥荒即是马铃薯大批染病颗粒无收而导致的。父亲挥舞着铁锹，“结实地撬动”泥炭地中生长的土豆，从这两个形象生动而不失浅显易懂的单词中，诗歌的阅读者能够鲜明直接地体会到诗歌的讲述者“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道的农人，他既精于种植，也能享受收获。
在这一段诗歌中，西蒙斯·希尼表现出了他诗歌艺术的宝贵特征之一，即能够利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和生活片段，通过细致入微又浅显生动的描写手法来唤起阅读者的情感和深层次上的共鸣。西蒙斯·希尼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曾经坦陈，“在诗中起作用的不是及时性的内容，而是某种能抓住你耳朵的美感和使人感到新奇的措辞在影响诗”。他还进一步说明，例如，上述诗句中的“撬动”和“结实”两词，在中文和英语中都分属不同的词性，也是一般情况下完全不会被相提并论的概念，而把它们结合在同一个诗句中，能够产生一种独特的诗歌语言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唤起了读者的新鲜感和情感共鸣，因此这样的语言也就成为了诗歌力量的重要来源。
作为对于“挖掘”这一场景的深入回忆，在之后的诗行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描述了自己的爷爷在沼泽地里挖掘泥炭的场面，“我爷爷一天挖的泥炭/比任何在托尼尔挖泥炭的人都多”。泥炭是一种传统的爱尔兰地质燃料，是浸泡在沼泽地中的枯树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积累而形成的，而爱尔兰的乡间多见沼泽，是爱尔兰的基本地形构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泥炭已经成为爱尔兰的某种文化上的意象和象征，“为了找到好泥炭，不断地往下深挖”。而代表爱尔兰文化的意象并不仅仅是沼泽地和泥炭燃料，千百年间在这片热土上辛勤劳作的农民也已经成为爱尔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标志和象征。所以，诗歌讲述者“我”的父亲和爷爷乃至更早的祖辈，都已经成为爱尔兰文化中的一个部分，爱尔兰的土地和沼泽正是因为辛勤劳作的一代代爱尔兰农夫，才得以代代传承，凝结成一种精神上的象征。诗歌以对挖掘马铃薯的再次详细描述而结尾：“马铃薯地里的冰凉气息，潮湿泥炭沼中的/咯吱声和啪叽声，铁锨锋利的切痕/穿透生命之根觉醒着我的意识。/但我却没有铁锹去追随像他们那样的人。/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我将用它挖掘。”[1]诗歌行到末尾，突然有了戏剧性的转折——诗歌讲述者“我”决心放弃世世代代的农夫身份，转而以纸笔谋生，用笔在人生的土地上挖掘不息。
这首诗人的成名之作可以说是一首挖掘之诗，不仅诗中描述的内容是“我”的祖辈在泥炭中世世代代挖掘马铃薯，而且透过这样具体的挖掘活动，体现出来的其实是诗人在挖掘自己得以生存和完善的爱尔兰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在爱尔兰乡间的本土诗人，西蒙斯·希尼对于爱尔兰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都持一种肯定乃至充满眷恋的态度。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首诗中的核心意象就在于铁锹和笔的类比。用铁锹在泥炭地里挖掘是诗人的先祖们代代相传的谋生方式，其中凝结着爱尔兰厚重的文化和历史，而祖辈们的世代辛劳也是古老爱尔兰文化的集中体现。而诗歌讲述者“我”手拿的钢笔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我”并不是要以笔去对抗代表传统文化的铁锹，而是将笔作为铁锹在现代社会中的化身，即现代社会中的劳作手段，像父辈挖掘泥炭地一样，用笔去挖掘古老的爱尔兰文化传统，即用文字手段来挖掘诗人的身世考古和他得以在此古老传统之中生发出来的自我。
创作此诗的年轻西蒙斯·希尼还身处于一种传统和现代、农耕与文明的身份分裂危机之中。他的那部分出身传统的自我“拴系在小山丘上，埋藏在那里多石的灰色土壤中”，而经历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那部分则“仰慕众神之城/在那里艺术、音乐和文学才是上品”。传统的自我体现了童年时期生活在爱尔兰乡间的回忆，其中饱含着古老的、传承成百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因此他的这部分自我依然处在累累山丘之中的片片泥炭沼泽地里。而仰慕艺术、以笔作为挖掘工具的现代自我，则决意要以现代的目光，审视他生长的传统，挖掘爱尔兰文化的深层土壤。
《挖掘》一诗作为希尼诗作的“胚胎”，集中体现了希尼诗歌的艺术特色，并暗示了他日后的创作走向。以日常的、平和的语言挖掘爱尔兰古老而又纯真的日常生活，并在简单的形式中追求诗歌纯粹的精练内容。他对故国和亲人的感情并没有直白地反映在内容中，而是通过清澈洗练又朴素的语言和家常的事物、生活的细节来表达，爱尔兰乡村生活中的一切都诗意地成为希尼诗歌中别样的象征，寓有无比深沉的情感。而北爱尔兰的政治事件在希尼创作的中后期成为主题，体现了他强调诗歌现实功用的理论主张。
二、希尼的诗歌理论
西蒙斯·希尼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候北爱尔兰的政治局势一向是相当紧张的。希尼的诗歌里一样也经常有暗杀、巷战和形容不出的恐怖气氛。国恨家仇，情绪的各种对立都是用平淡的白描手法表现出来的，仅有看似简单、不存在戏剧冲突的情节和并没有暴力元素的动作，然而恐怖和对立的情绪依然静悄悄地弥满在字里行间“两只粗大的手把/在阳光里发着热气，摩托的/拉杆闪闪有光，但已关住了/脚蹬子的链条空悬着，/刚卸下法律的皮靴。”“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盖子紧扣着，有绳子/ 连结着枪托。”
这首诗歌描写了恐怖的武装对立和由此给当地人们带来的压抑气氛，诗中用精心营造的词语和意象，直接表达出了紧张的政治局势给人带来的压迫和紧张感。这部分诗作体现了西蒙斯·希尼创作技巧臻于化境之后，即在他的创作生涯后期的理论主张，即强调诗的社会作用。他曾经以“尚未说出的对诗的假定”这一主题，对他的这一主张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他对比了两首当代美国诗，一是赖特创作的《写给梨花》，这是一首深具社会意义的诗作，写到一位可怜的老人的徘徊在街头，渴望着他人的爱和怜悯之情，却遭到无情的警察和青年的嘲弄。此诗的笔触平易，格律也并不算整齐，诗人没有在整体结构的精巧动人上下功夫，而是看重其直指人心的动人力量。而另一首诗则是洛厄尔创作的《渔网》，这首诗表面上只是在谈诗歌艺术的自我完善，以及诗人本人对此孜孜不倦的追求。诗人将渔网比作诗歌，渔网企图打捞海洋的秘密，正如同诗歌想要传达遥远的古代的乐声，而诗人却时时会感到力不从心。洛厄尔回顾自己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努力使之臻于完美，在这样的追求之中度过了一生。他认为自己没有浪费作为诗人的宝贵身份，留下了堪称艺术珍品的诗作。这样的自白表达了诗人的自信，也有对于孜孜不倦追求艺术的一生的无怨无悔。然而，这样形式完美、内容深刻、精心雕琢的现代诗歌，究竟有没有社会意义可言呢？它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又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西蒙斯·希尼看重诗歌的现实价值。他以自己手中的笔作为工具，无情地割开现实世界中粉饰太平的稀薄面纱，暴露出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由此，他并不赞成精雕细刻、“为艺术而艺术”但脱离了现实社会问题的精美诗歌，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诗歌的现实力量与意义。
三、结语
希尼对诗艺的不懈追求，追求完美的努力本身就是对恶势力的斥责。他的诗歌之社会性并不体现在选取黑暗和恐怖的政治局势作为题材，而在于他对凝练和准确的诗歌表达，所以他的诗也就具有了“伤害和命令”这种特殊的能力，并具备一定的战斗性功能，成为20世纪末爱尔兰文化生活中一道不可忽视的景观，一种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注释：
[1][爱尔兰]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爱尔兰]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选》，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2]吴刚.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英语学习，1996.2
[3]戴从容.“什么是我的民族”——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爱尔兰身份.外国文学评论，2011.2
[4]何功杰.希尼和他的《自然主义者之死》.名作欣赏，2002.2
作者简介：
赵雯婧（1983--），山西省太原市人。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一直从事哲学学术专著的编辑工作，负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丛书深受读者好评。翻译作品有史学专著《革命危机中的路易十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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