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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媛 礼物嬗变与熟人社会人情异化——基于浙北福村“份子钱”现象的微观考察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0-11-19 09:23:59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姚媛(中共桐乡市委党校,浙江桐乡  314500)
摘 要:在传统熟人社会,人们因熟悉而获得信任,以人情“给予”和“亏欠”维系村庄秩序。人情作为一种机制,对熟人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与性质伴随着礼物形式与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通过对浙北福村送“份子钱”现象的研究,考察礼物嬗变及人情异化问题,发现过度功利化的人情往来会破坏人们彼此间的感情,对村庄的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关键词:礼物;人情异化;福村;“份子钱”

一、引言
中国传统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在日常交际和办事过程中,不能仅按规章法则办事,否则就会被认为缺乏“人情味”。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来比喻熟人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每个家庭都有特定的人情圈。“在中国社会里,别人有喜事,我赠送礼物;别人有急难,我给予实质的帮助。这时,我便是‘做人情’给对方。对方接受了我的礼物或帮助,便是欠了我的人情。”[1]在‘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的社会里,对方如果受了别人的恩惠,欠了别人的人情,也应当时时想办法回报。这就构成了人情法则。人情法则是熟人社会中交往的纽带,“礼物”则是这条纽带上的纽扣。“礼尚往来”事实上就是一种“人情往来”,人情通过礼物交换而实现。但是人情往来又不同于一般性交易,它建立基于“礼尚往来”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体现在交换和恩惠两者的互动之中。因此,人情无法用具体的物质手段简单衡量,“重义轻利”是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实质。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金钱至上的利益观念逐渐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感。人情往来中的“义”被“利”所取代,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浙北福村送“份子钱”现象的微观考察,研究熟人社会中礼物嬗变的过程及人情异化问题。福村是浙江北部临近太湖流域的一个行政村。该村由12个自然村组成,共有546户人家,1956人,土地面积约4000亩。八十年代以前,村内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以水产养殖、蚕桑养殖和水稻种植等传统农业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村民的主要工作领域逐渐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二、三产业收入成为普通村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也有一部分村民借着改革大潮,在村里或附近地域办起厂房,成了福村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面对现代化发展,福村的生活日益卷入外部世界,人情往来中“情”的成分伴随着村民之间交往频度的下降而淡化,这可以从福村礼物的嬗变过程中感知。
二、福村酒宴仪式上的礼物嬗变
1.礼物与酒宴
说到礼物,人们常会把它和仪式联系在一起。“礼物”一词中的“礼”是指仪式、礼节以及诸如忠孝道德理念的仪式性表达。“物”是指物质的东西。在福村,仪式的举行通常会通过摆酒宴的形式体现。因此,每种仪式的名称均会以一个“酒”字结尾。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在福村以往可经历十几次的关于自身的酒宴,包括催生酒、满月酒、周岁酒、上学酒、16岁酒、上梁酒、订婚酒、结婚酒、66岁酒、祝寿酒、豆腐酒[2]等。面对这些酒宴,亲朋好友常会携带礼物前往主人家“吃酒”[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催生酒、满月酒、周岁酒、上学酒、66岁酒、祝寿酒、上梁酒这类酒宴上,客人往往以送礼品为主,包括送毛线、红鸡蛋、红糖、面条、滋补品等表达自己美好的心意;而16岁酒、订婚酒、结婚酒、豆腐酒这类场合,客人通常以送礼钱为主,原因是这类场合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所以人们送的礼也会相应的变的更为值钱,金钱则被视为最值钱的礼物。这种形式的礼钱在福村俗称“份子钱”。9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福村的酒宴变多了,规格变高了,礼物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以“份子钱”的形式出现,礼品基本上只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带品。礼物最初所携带的美好愿景正在被一个人情的“债”字所吞噬。
2.“份子钱”与“人情债”
“礼”是建立人情关系的一种资源,目前福村举办各类酒宴仪式中的礼物以“份子钱”为主。“份子钱”是村民维持情感和交往关系的机制,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村民暂时外借的并且会产生一定利率的钱财。今天A作为客人携带一个“份子钱”去B家“吃酒”,改天B家又会转换为客人的身份,携带另一个“份子钱”来A家回礼和“吃酒”,此时B赠予A的“份子钱”往往会多于A曾经赠予B的“份子钱”。人情就在来来回回的“给予”和“亏欠”中形成,成为维持村庄秩序的一种机制。调查显示,福村村民一年中用于出“份子”的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笔不小的开支,有的家庭甚至已经占到某些年成中家庭总开支的1/3。中国的传统村庄大多是以宗族集聚的,严格意义上,每个村庄中拥有同一姓氏的家庭都是亲戚。这种情形下,村民的人情开支自然就多。尽管“份子钱”送出去了还会回来,甚至还带着一定的“利率”,但这中间却涉及诸多不定因素,会让人产生不确定的感觉。时间造成货币的贬值可能会抵消甚至超过时间给“份子钱”带来的“利率”。有些“份子钱”给出去了并非一定能收回来,比如办大学酒的前提是家中有孩子考上大学,这就存在着概率因素。当人情收支不平衡时,参与送礼的家庭之间的交往关系就会受到影响甚至破坏。
三、份子钱”背后的人情异化
1.从无价到有价:市场规则介入后的人情
改革开放前,农村地区物资匮乏,人们常用“珍贵”二字形容礼物,表明礼物的稀缺性和送礼之人的情义之重。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农民的物质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浙江地区作为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农村市场化程度较高,城乡差距小。以“物”为主的礼物已经不能体现它的珍贵性。对主人而言,收到礼钱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收到客人们所赠累赘物品的烦恼,同时礼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换得称心的“物”;对客人而言,送礼钱的好处在于可以省去挑选礼品的麻烦。但是,礼钱没有上限。
以往当人们拿着礼品去酒宴上“赶人情”的时候,对礼品的内容、样式、数量、规格都有约定成俗的规定,就数量这项,在福村有“两样”、“四大样”、“六大样”、“八大样”、“十六样”等,首先要求数量成双,然后根据酒宴场合,以及各家的亲疏、家庭经济情况等决定礼品的数量。此时的礼物并非一定是用金钱去市场上换得,也可以是杂着村民自己手艺、心血、情感而制作或是生的自家土产。但是现在当人们拿着“份子钱”去“赶人情”时,“情义”直接用金钱衡量,村民的“份子钱”一年比一年多包的。在福村,有的年成一户人家一年要赶近七、八次仪酒宴以每次1000元的“份子钱”计算,就要支出7000到8000元,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个数。一次结婚酒,有时作为长辈方的“份子钱”一个红包就要出到6000元以上。福村的人情变得“名实”分离,酒宴的格越办规高、次数越频来繁,“赶人情”成为农民的一项负担,人们谈“人情”色变,试图寻找各种理由规避人情,却又总是不断地被这张人情网络束缚着。
2.从“赶人情”到“要面子”:富人文化主导下的村庄霸权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浙江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地区出现了一批办厂经商致富的农民企业家,也就是后来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富人群体。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最先改变和提高了酒宴人情往来的标准。“以钱为礼”代表着富人的脸面。“求异”是富人展现自身品味的方式。浙北地区贫富差距小,“以钱为礼”又更加灵活,金钱作为一种时髦礼物,逐渐在福村人们“赶人情”的过程中流行。所赠礼钱的数量又成了在酒宴中区别各人身份、地位、家境,以及个体气质的一个指标。总之,关乎个人的面子。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参加宴席的人往往相互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家各户所赠“份子钱”的数量通常会提前通气,如果相差悬殊,送的少的人就会觉得没面子,或者被视作是不给将设酒宴的主人家面子。脸面观在无形中规制着人们的行为,富人的行为在无形中对所有人产生了示范压力,这种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演变为所有人必须遵从的规范。然而,对一般村民而言,数额大的“份子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负担,有悖于自身的偿付能力,只是碍于面子被迫跟从。此时的礼物已经不是最初意义上维系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而是一种以富人为中心的霸权性文化,主导村庄的文化再生产,人情无异于是一种金钱的绑架,对村庄的秩序产生不利影响。
3.一场变相集资的盛宴
每年的“份子钱”,对村民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某种程度上,这笔宴席收入可以周转主人手头的资金困难,解除一时燃眉之急。每次举办宴席之际,主人会提前把请帖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收到请帖的客人鉴于和主人的情感联系或是碍于面子一般都会准时赴宴,即使宴席当天临时有事不能赶赴,也会提前将“份子钱”送达,否则会被认为“不上路”[4]或是有意和主人绝交的意思。因此,所有的“份子钱”基本都会在宴席之前或当天到位。人情的偿付仪式要求人们循环往复地去偿还人情,但这种形式的偿还是“慢慢偿还”,偿还的进度较长,并非一次性还清。相比于银行与民间借贷,用于人情偿还的礼金没有硬性的利息和偿还时间,是较为理想的集资方式。频繁的酒宴某种意义上成了村民周转资金的平台。
祝寿酒是福村对寿宴的俗称,按照传统习俗,在老人五十九岁及以后逢“九”举行仪式,提前庆祝老人六十岁及以后逢“十”年岁的到来,一般由子女给父母祝寿为由,摆设酒宴,宴请宾客,以表达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其中,六十大寿最为隆重,原因是传统社会时期,人的平均寿命不长,能活到六十岁的老人早已儿孙满堂,列入长寿范围。寿酒、寿烛、寿桃、寿糕、寿面等象征吉祥的东西曾是宾客在寿宴上“赶人情”所携的理想礼物。随着现代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人的平均寿命远远超过六十岁,因此,祝寿酒的举行机会增加了,从六十大寿到八十大寿,甚至九十大寿,酒宴的次数和类目显然增加不少,更有甚者,趁着五十岁的机会也办起了祝寿酒,在福村也称“五十小寿宴”。人情成了变相集资的工具。熟人社会中家庭、邻里、朋友之间的秩序也因此遭到破坏,特别是在不对等但又难以推脱的人情交换中,比如,条件优越的家庭借助改善性住房的机会,多次举办乔迁酒,但条件一般的家庭却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追回这些“人情债”。没处发泄的“吃亏”情绪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隐藏在熟人社会的角落中,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注释:
[1]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2]在福村对丧葬仪式的通俗说法,也称“吃豆腐”
[3]在福村对客人应邀去参加宴席的通俗说法
[4]“不上路”是福村对不讲义气、不给他人面子之人的描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阎云翔,李春放、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杨华.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1)
[4]贺雪峰.最后一公里村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姚媛,女,浙江湖州人,硕士研究生,中共桐乡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社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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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ISSN2095-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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