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旭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市  100091）

摘 要：英国脱欧，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在一体化层面，英国脱欧受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权力之间、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之间固有矛盾惯性的影响；在欧盟层面，英欧关系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欧盟对英国“外推力”的增加；在国家层面，英国对欧政策调整、社会分裂而产生的“离心力”的增大。不同层次产生多重力，相互叠加，相互作用，形成巨大合力，最终导致英国脱欧。

关键词：英国脱欧；矛盾惯性；外推力；离心力

作者简介：张晓旭（1997--）男，安徽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二年级学生，研究方向：美欧关系。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最终英国民众以51.9%的比率选择离开欧盟。公投结果虽然引起了英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的震惊，但仔细分析，又在情理之中。英国脱欧的原因隐藏在历史与现实的背后，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英国、欧盟都有自身的原因，同时，英国脱欧也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英欧之间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

一、欧洲一体化的固有矛盾惯性

1.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

主权属于一国的核心权力，国家主权是一国所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部和外部事务的最高权力^[1]。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英国面临着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

经济主权方面。第一，关税主权。1958年《罗马条约》对共同体成员提出对内取消关税和进口限额、对外统一关税税率的要求以实现关税同盟。虽然关税同盟在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削弱了成员国的关税自主权。在《罗马条约》签订前，英国认为加入新的关税同盟将损害帝国特惠制，不利于工业产品出口，不愿意放弃独立自主发展贸易的权利。英国在欧盟的税收政策例如增值税税率、免税范围、零关税适用范围等受到欧盟的严格限制，脱离欧盟将会让英国在税收政策上重新收回税收自主权，尽管英国脱欧短期内由于经济成本不会大幅度调整税收^[2]。第二，边界主权。相对于关税同盟，1985年卢森堡首脑会议确定建立欧共体内部统一大市场及之后签订《单一欧洲法案》在更高程度的一体化上实现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动。这使得1992年的米兰欧洲理事会上，英国撒切尔政府不能接受，不愿放弃在关于消除“财税障碍”、统一各国增值税率制度及取消边界管制等这些问题上的自主权^[3]。脱欧期间，脱欧派主张收回英国的控制权，边界主权矛盾迅速升温，不断凸显。第三，货币主权。英国自加入欧共体后，对欧共体的“汇率机制”态度冷漠，认为经济货币联盟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更是触碰到英国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1988年撒切尔在布鲁日演说希望欧洲联合仍然能保持高度的自主性而不受统一官僚机构的管制^[4]。

政治主权方面。第一，共同的安全政策。战后初期，英国通过《敦刻尔克协定》和《布鲁塞尔条约》主导了欧洲的安全与防务建设。随着美苏冷战帷幕的拉开，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使得欧洲防务转为美国主导，从此带有浓厚的大西洋主义^[5]。美国在欧洲防务领域的进入正好契合英国的战略利益，英国十分欢迎^[6]。苏联解体后，欧盟便加强其防务体系的独立性以摆脱美国的控制，英国作为西欧防务的重要一环，为了保证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协定，对共同防务政策持否定态度，直到英美特殊关系受到威胁后，1998年布莱尔政府转而支持欧洲防务一体化。因此，英国对待欧盟安全政策的态度看似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间摇摆，其实质是希望在两者中充当桥梁的特殊角色，兼顾与平衡两者，增强英国在欧洲安全防务上的影响力。一旦欧盟在防务上触碰到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对欧的态度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反映在英国脱欧的现实中就是卡梅伦政府脱离介入欧洲安全与防务，与欧盟常设化合作机制保持距离、反对欧盟建立军事行动总部、忽视军事力量“汇聚和分享”计划与“职能防务”计划等，所以英国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一直存在着摇摆不定的态度，更倾向于将安全与防务政策纳入大西洋框架中进行，保持英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自主性。第二，共同的超国家机构。上世纪80年代随着欧共体成员的扩大，欧共体机构的运行效率逐步暴露，大多数国家希望通过机构改革使得欧洲议会和欧共体委员会拥有更多的权力，并且建议放弃成员国的否决权以及部长理事会实行多数表决制以增强决策效率，英国对此极力反对。此外，在欧洲议会问题上，英国难以接受多数派增加其在共同体立法中的权利的主张，认为这将有可能削弱国家主权，建议其继续保持之前的咨询性机构作用。

总之，二战让欧洲大陆支离破碎，法国的主权遭到破坏，德国的主权丧失，西欧大国中只有英国主权保存得相对完整，让本来就有帝国情结的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主权的保护。这些主权矛盾始终贯穿欧洲一体化进程，困扰着英欧关系的走向，英国脱欧再次显示其巨大的历史惯性，是历史矛盾惯性的现实回应。

2.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之间的矛盾

关于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超国家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多元主义。无论哪种观点，都承认了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两种观念力量的客观存在且相互共存或竞争^[7]。欧洲一体化的不同时期，这两种观念力量不断对抗，深刻影响英欧关系。英国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是引起两种认同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自由主义传统。英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在近代起源于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对抗，将获得个人权利作为获得自由的重要标志，因此，一旦个人权利因外部因素遭到损害，将激发英国人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欧盟的移民政策在英国人看来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社会福利，侵犯了其个人权利，激发英国人对欧盟的不满以及共同抵御外部“侵略” 的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例外主义欧洲观。其源于“岛国特性”、“帝国情结”、“光荣孤立”，建立在地理、历史基础上，长期性根植于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导致英国天然的、不同于他国的疑欧传统。这种例外主义欧洲观不仅表现在入欧道路曲折上，还表现在入欧后直至今天英国作为欧共体成员的“三心二意”状态，并且这种例外主义并未被一体化过程所冲淡，在特定的事件上还被不断加强。这种观念上的矛盾隐藏在英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投票，脱欧公投使认同矛盾再次浮出水面并发挥影响^[8]。

二、欧盟“外推力”增大——英欧关系矛盾的激化

英欧关系矛盾，从英国角度来看，主要是受长期疑欧主义的影响。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以来，疑欧主义在英国从未间断过。六十年代英国联合奥地利、丹麦、挪威等七国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对抗；七十年代初期，一些反欧人士认为加入欧共体造成了英国的衰退，1974年工党在竞选中提出，如果当选英国将就欧共体成员资格进行公投，最终将近七成的民众选择留下；八十年代英国拒绝加入《申根协定》；九十年代反对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在加入货币联盟问题上获得了“例外权”。此外，这一时期，具有疑欧性质的左翼独立党成立，意图将英国推出欧洲一体化之外，其在欧洲议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2010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欧盟采用严厉的法律条文规范成员国的预算政策，英国对此感到不满，故意干扰。2011年12月，在欧盟准备修订《里斯本条约》的情况下，卡梅伦要求英国的“例外权”得到充分的尊重，提出保护伦敦金融城的要求，最终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欧盟修约。2014年卡梅伦政府就移民、预算摊款等问题与欧盟再起争执，反对欧盟的联邦主义倾向。

从英欧矛盾的发展不难看出，英国以全球大国自居，将欧洲放在英国全球战略的大框架下对待。这是受英国的帝国历史和隔海离岸的地理环境影响，英国在帝国荣耀的光环下极力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离岸条件下寻求对欧洲大陆的平衡，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英国反对政治一体化，勉强接受经济一体化。因此，当英国感到自身独立发展受到欧盟束缚时便本能地挣脱。第二，英国在欧盟中收支失衡导致对欧态度摇摆不定。例如，在预算摊派款上，英国由于对预算承担比法德更大而心生不满，卡梅伦甚至直接拒绝缴纳；在共同农业政策上，由于英国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比较小，导致其在欧盟的农业补贴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损失与英国加入欧盟所获的实际利益让英国处于纠结中，反映在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上，两者既有冲突亦有妥协，微妙而复杂。第三，英国疑欧、反欧的主体具有交叉性。工党、保守党、民众等各类主体中亲偶、疑欧、反欧人群并存，使英国对欧态度无法通过党派整合，弱化了政党对民众对欧盟态度的引导力和控制力，为英欧关系的前景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三、英国“离心力”增强

1.英国对欧政策的调整

由于工党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不力，导致其2010年让位于卡梅伦政府，而英国对欧政策的调整正是发生在卡梅伦政府上台之后。卡梅伦政府执政时期，努力调整自己适应一个“网络状的世界”，2010年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从地理上看英国是个岛国，但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它是全球网络中一个重要的链接点”，卡梅伦声称英国处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讨论的中心”，其对欧政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上，2013年提出就英国在欧盟中的去留举行全民公投。卡梅伦认为欧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就欧盟未来的发展提出有关单一市场、各个领域的开放合作、成员国的权利、欧盟民主合法性来源以及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公平方面的五大改革原则，要求欧盟必须积极应对，否则可能会导致英国离开欧盟。经济上，拒绝承担IMF为救助欧元区国家的借款，不参与欧元区救助机制；反对在欧盟范围内设立金融交易税；反对欧盟预算的增加以及取消返还款；否决《里斯本修正案》等。在欧债危机导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英国对欧盟政策唱反调几乎常态化。由此可见，卡梅伦联合政府上台后在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政治、经济、防务上对于欧盟都表现出巨大的离心力，英国脱欧并不是偶然事件，脱欧之前预兆明显。

2.英国社会分裂的催化

民意分裂是造成公投脱欧的一大社会催化剂。公投的民意因地区、教育、年龄、工作、宗教、社会地位等方面而异。在对英国公投的民调研究发现，全球化的受益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年轻人和富人更倾向于留欧，相比之下，全球化的落后者——低技能者、老年人和低收入者更倾向于脱欧。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教育差异。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中，57%支持留欧，拥有更高学位的人中有64%和仍在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中有81%的人投票支持留欧^[9]。在那些接受过中学或更早正式教育的人中，绝大多数投票支持脱欧。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大批主要由劳工、难民等无法从事高等学历工作的人构成的移民进入英国，抢占其下层劳动力市场，引发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对于高学历、高收入的上层民众来说，他们的工作不仅未受移民的影响反而外来移民为其提供大量劳动力，更倾向于留欧。其次，年龄差异，选民年龄越大，投脱欧票的可能性就越大。18至24岁的民众中有73％希望留欧，25-34岁的年轻人中留欧人数比例跌至62％以下，45岁以上的大多数人赞成脱欧，65岁或65岁以上的人中投脱欧票的人数占60％^[10]。年龄较大的选民比年轻人更加深刻地了解英国入欧前的样子，认为这次脱欧是英国重返繁荣的历史契机，且更有利于下一代英国青年的发展，而年轻人只知道欧盟大家庭中的英国，担心脱欧会对英国造成超出预期又无法挽回的后果。再次，地区差异。在投票民众中，53.4%的英格兰人支持脱欧，52.5%的威尔士人支持脱欧，62%的苏格兰人支持留欧，55.8%的北爱尔兰人支持留欧^[11]。从历史根源上看，英国由四个地区组成，英格兰以外的三个地区是英格兰通过各种手段侵占而得，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并入大不列颠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冲突，因此这两个地区对英国的国家认同感不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在英国与欧盟之间更倾向于欧盟^[12]。此外，与伦敦的情况十分相似，在一些大城市中，支持留欧的选民亦占多数，城市与农村对欧盟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13]。

民意分裂根本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收入的不平等。2013年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征收任何税收和福利之前，英国是欧盟成员中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英国的税收和福利体系似乎比许多其他具有相对较高原始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国家有更强的再分配能力，使英国在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方面接近欧盟整体平均水平。但是，公投前卡梅伦政府采取削减社会福利和调整税收的政策，降低了国家对原始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干预性，使得收入不平等状况更加凸显。其次，民意的分裂为极端政党的活动提供了机会，极端政党利用民粹主义获取民众支持。坚持欧洲怀疑论的英国独立党进入主流政治，在英国的每个地区都赢得了席位。此外，工党和保守党内部、普通民族与精英阶层对于脱欧的意见也出现分裂。这些分裂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无时无刻不在孕育着分裂，公投给了英国社会分裂症状发作的机会，使得与欧盟分离的社会趋向被瞬间扩大，最终导致公投脱欧。

因此，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以及英国社会分裂，两者形成了英国脱欧的“离心力”。社会分裂不仅对其他因素具有巨大的催化作用，并且直接影响公投结果，加速了英国脱欧。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固有的矛盾惯性、英国“离心力”、欧盟“外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欧洲一体化固有的矛盾惯性加剧了国家主权和超国家权力、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之间的对抗；卡梅伦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和英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增大了英国的“离心力”；英欧关系不断激化加大了欧盟对英国的“外推力”。因此，这些力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作用，最终在历史与现实原因的交汇点上导致英国脱欧。当然，英国脱离欧盟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所反映的欧洲一体化存在的问题较为复杂，例如英国社会分裂、欧盟治理问题等与脱欧之间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关系，本文分析的宽度和深度均有限，关于英国脱欧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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