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红武
（战略支援部队  北京市  100091）
摘 要：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家安全的形势特点，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涵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观、“以维护政治安全为首要”的核心观、“大安全格局”的体系观、“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协调观、“共同安全”的天下观、“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观等。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运用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努力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思想
作者简介：覃红武（1968--）男，湖北恩施人，学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国家安全理论。

平不肆险，安不忘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变化，创新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审时度势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为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与实践指引。
一、理论起点——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
深刻认识安全环境，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2]
1.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外部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升高。习近平同志强调：“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3]从国际格局来看，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趋势持续演进，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实力相对下滑，全球权力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国际体系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度的调整，变革中的权势之争、秩序之争、规则之争更加激烈。[4]从大国关系来看，主要战略力量分化组合，大国竞争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现实主义政治回归，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感上升，依照强权政治的惯性，明确将我标定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印太战略对我进行全域打压，中美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我战略承压空前增大。从地缘政治来看，周边陆海局势震荡起伏，台当局蓄谋“倚美抗中”强化“纵独拒统”，日本政治右倾化色彩加重，朝鲜半岛局势前景难料，南海问题相关方内外勾连，印度与我边境争端矛盾加深，主要战略方向局势更趋复杂。从军事安全来看，新兴领域和战场空间不断拓展，新的战争和作战理论层出不穷，主要国家纷纷强化国防和军事建设，抢占战略高地和技术制高点，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队组织形态等显著变化，全球军控体系遭受颠覆，战略稳定支柱接近崩塌，愈演愈烈的军事博弈导致国际安全环境更加波谲云诡。
2.中国进入转型关键期，我国内部安全的综合性、复杂性空前增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闯关夺隘既面临长期积累的历史矛盾，也面临随着形势发展出现的现实问题，对党治国理政的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从政治安全来看，美西方始终没有放弃对我“西化”“分化”战略，企图在我境内策动“颜色革命”，“民运”“法轮功”等敌对势力甘当美西方走卒棋子，“东突”“藏独”“港独”等分裂势力同流合污，严重威胁我政治安全和国家统一。从社会发展来看，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5]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产业转型升级和利益分化调整的深度前所未有，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叠加、人民内部矛盾与其他矛盾交织，群体性事件多发易发，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压力有增无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新挑战。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公共舆论分化混杂，主流与非主流并存、传统与非传统激荡，特别是美西方借助“数字霸权”对我加紧意识形态攻势，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对我民众进行“认知塑造”，严重冲击我思想文化安全。从科技安全来看，我国虽已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但还不是“前列”，[6]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始创新能力亟待加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重要产业“命门”被掌握在美西方手中，随时面临被制裁、封锁和“卡脖子”的风险。
3.国家安全的内容结构更趋多样多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危害性、外溢性持续加深。随着全球化发展，新的安全领域和安全形态不断涌现，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面对的新课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态多样。不仅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济霸凌、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问题，还出现恐怖主义、生物安全、极端气候、网络空间安全等新的威胁样式。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巨大。其具有成因的复杂性、内容的交叉性、传播的跨国性、高难度防扩散性、影响的潜伏性和连带性等特征。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影响到70多亿人口，夺走数百万人生命，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这表明非传统安全的危害不咨于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联动紧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经济遭受冷风逆流，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商品、服务和人员等要素流动受阻，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断裂，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多国因民生困顿引发政局动荡。这显示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关联紧密、边界模糊，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影响不容小觑。
二、思想维度——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精髓要义
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新发展、新变化，党中央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如何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决策和指示，形成了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为我们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观。习近平同志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7]维护国家安全说到底就是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安全感和幸福感不断提高。这是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精髓。同时，维护国家安全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没有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就生动体现了我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宗旨立场。
2.坚持“以维护政治安全为首要”的核心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8]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统领，只有拥有政治安全才可能拥有其他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此，习近平多次告诫全党，要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被打断的危险，避免苏共垮台的历史重演。
3.坚持“大安全格局”的体系观。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着力建设大安全格局，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9]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已成为“多位一体、多类一体、多层一体”的综合体，系统要素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系统支配要素、要素塑造系统的协同效应，这决定了“要把战略全局如实地看做一个大系统或超大系统，并且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处理。”[10]大安全格局就是强调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通过各领域治理达成总体国家安全的最优化效果。
4.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协调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11]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一方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12]要把国家安全寓于国家发展之中，把提升综合国力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任何国家都难以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情况下发展进步。我国这次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依靠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又加速了经济社会活动复苏，使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5.坚持“共同安全”的天下观。习近平同志指出：“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3]这体现了国家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普遍联系。坚持共同安全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重博弈、制衡和争雄，轻对话、协调和合作”无异于逆势而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表明，“安全问题具有全球性，它们的解决途径与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14]共同安全是人间正道，它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思维模式，摒弃了“零和博弈”“安全困境”等旧观念，体现出中国胸襟和中国智慧。
6.坚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观。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强法治思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不断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15]一是要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2014年1月我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2015年1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安全工作的顶层设计。二是要健全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要领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加快，《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反恐怖主义法》《生物安全法》等一系列重点立法出台。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出台，完善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三是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习近平强调，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对各类社会矛盾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解决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对外坚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利益。[16]
7.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观。斗争是安全思维的应有之义，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必须发扬斗争精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退缩求安全则安全亡。一是要增强忧患意识。习近平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二是要守住原则底线。习近平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7]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都要防控，但重点是要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防控全局性、系统性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能扛得住、过得去，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滞缓或中断，这是习近平强调坚持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三是要敢于化危为机。要把防范和化解风险放在突出位置，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三、实践路径——走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18]面对内外挑战增多、显隐风险叠加的安全环境，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走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着力构建大安全格局，努力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1.增强政治政权意识，汇聚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主体力量。牢记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决捍卫党的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着力提升“七种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防范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发酵质变，抓早抓小抓苗头，注意把握政策策略、讲究方式方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抵制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扩散。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突出青年群体宣传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提升国家凝聚力。
2.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厚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世纪疫情促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的安全环境更趋复杂，时和势在我一方，但险与难也向我聚拢。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关键在于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也是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情况下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为此，要通过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国民经济均衡性，坚定不移扩大内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持续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促其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展先进适用技术，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还要掌握更多“杀手锏”，逐步减少关键技术对外依赖。
3.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筑牢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战略依托。新发展阶段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既要“重心在内、以内为主”，通过练好内功，提升我对大国博弈的运筹力和抗压力，也要“眼光向外、以外促内”，通过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织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筑牢国家安全的外部依托。着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争取扩大合作面、管控竞争面，用合作面来抑制、规范冲突面，防止滑入“新冷战”和“修昔底德陷阱”。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经略周边，参与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机制建设，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巩固周边战略环境保障。提升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水平，顺应部分国家寻求经济发展的意愿，助其完善相关产业结构，加深与我经济关联，扩大我战略回旋空间。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坚定维护联合国、WTO等多边机制权威，扩大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4.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防控体体系。全面分析我国面临的内外风险挑战，加紧构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实战性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提高整体防御能力。着力构建国家安全协调联动机制，推动中央与地方、部门、军地之间高效协同运转，实现信息的及时收集、准确研判、有效共享，统筹协调重大事项，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力量和手段，形成强大合力。着力构建新型安全领域法治机制，依法开展新型领域安全治理，坚决阻断外部势力渗透侵蚀，有效维护我在太空、深海、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利益。着力构建媒体监管与舆论引导体系，做好舆情监测和风险研判，引导社交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依法有序运作，第一时间妥善应对消极言论与虚假信息，防范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舆情风暴”，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5.加速提升军事实力，锻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保底手段。习近平强调：“我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19]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努力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增强军事力量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聚焦备战打仗，大力推进训练领域改革创新，广泛推进群众性练兵比武，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以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为重点，加快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强化军事人力资源精准配置和管理，扩大用人视野，延揽各方面优秀人才投身强军事业，形成全社会人才竞争比较优势。着眼有效维护“高边疆、新边疆、远边疆”等疆域安全，壮大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提高军事能力对国家利益拓展的适配性。

参考文献：
[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8、32页
[2][7][9][1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11、5、232页
[3][1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
[4]王文.《百年变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页
[5]“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日
[6]白春礼.“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8日
[10]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1][15]“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
[12]叶小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深刻意蕴”.人民论坛，2020年第4期第13页
[14]叶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2页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83页
[18]“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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