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画里的《五台山图》 

    记者随“丝绸之路万里行”车队抵达敦煌后，专程参观了莫高窟第61窟，这是一个相比其他洞窟较深的洞，阳光不易照进来，温度偏低，所以洞内壁画都保存得比较完整，在导游手电光亮的指引下，石窟西壁上的《五台山图》渐渐占据整个视线。“了不起”“震撼”，是导游最常听到的游客对《五台山图》的直接感受，因为这幅图不仅是莫高窟最大的全景式历史地图，同时也是壁画中规模最大的山水人物图。记者感觉，整个画面就像是一张航拍图。如此庞大的画卷描绘了怎样的场景？里面隐藏着什么故事？这些疑问将随着采访逐一解开。

    千年地图指引找到唐代建筑

    70多年前的一天，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乡村小道上，一对青年男女坐在骡车上愁眉不展，满面的尘土掩盖不住他们与这山野村庄不相干的书卷气。他们在寻找着什么。

    他们已经从早上找到黄昏，此时精力衰竭，突然，女子指着远方，久久说不出话来。男子顺着看过去，在黄昏仅有的一簇阳光下，一座斗拱的灰色屋檐在一排松树后面露了出来。一座高大的古寺在昏暗中展现原型。寺门上一块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匾额，上写“大佛光寺”。

    1937年6月26日，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现代史上令人惊艳的传奇夫妻困顿绝望中在山西五台山豆村发现了当时中国仅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大佛光寺，而指引他们而来的是在更远地方发现的一张“宝图”。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望发现的一千年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梁思成偶然看到了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其中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图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

    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寺的资料。据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佛光寺重建。而被毁之前的“大佛光之寺”影像，被描绘于几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可想而知这座寺院在唐宋时代五台名刹中的地位。正是在这张壁画的指引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立即前往五台山，终于发现了现存的第一个唐代木结构建筑——大佛光寺。

    一千年前的“山西百科全书”

    敦煌，距离山西五台山千里之遥。那里怎么会有五台山的地图呢？随着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发现，曾经兴盛一时的五台山佛教全貌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

    根据敦煌藏经洞文物目录统计，有关五台山的文献资料有70多个编号，有诗、赞、曲子、词、行记、地理文书及经书题记等等，记载了众多唐、五代时期山西五台山佛教文化的情况。而在敦煌石窟中，更有唐、五代绘制的不同内容《五台山图》十多幅，上面绘制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佛教寺庙等等。其中最令人震撼、也最令人回味的是第61窟的《五台山图》。

    这幅绘制于五代时期的《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长13.45米、高3.42米，画中是山西五台山方圆八百里的山川城池，描绘了从山西太原经五台山到河北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周围八百里以内的山川景色、其中寺庵兰若及城池房宇等建筑199处、桥梁13座、佛菩萨画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乘骑驼马48匹、运驼13峰，是世界上罕见的古老而巨大的形象地图，再现了1500年前五代时期五台山佛国圣境的宗教氛围和世俗风情画卷。难怪梁思成第一眼看到就认为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珍贵资料。

    记者如今再看到这幅壁画，仍然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熟悉气息。壁画的下部画有很多城池、关隘，其中就有“河（东）道太原”（今太原南郊古城营村）“太原新店（今太原柏杨树村附近）”“忻州定襄县”“五台县”等地名。也有如“大清凉寺”“大金阁寺”“大佛光寺”等今天五台山上仍然能见到的古刹。

    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唐代的佛教传说故事，也可以看到唐、五代当时的城垣、建筑、交通、地理等多个方面。从导游口中了解到，该图还形象地描绘出当时五台山地区的社会生活，如“灵口之店”旁画的“杠子压面图”，反映出当时山西地区面食的风行。这幅壁画不但是一幅佛家壁画，还是一部五台山古代建筑图、佛教史迹图、古代交通图、古代山水人物图，不愧是一部1000多年的“山西百科全书”。

    《五台山图》见证丝绸之路

    那么这幅图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丝绸之路上，又为什么会绘制在石窟之中？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末年就传入中国，到了隋唐时期（公元581-　907年），佛教已经得到发展，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随处可见的佛寺石窟和名刹寺庙等，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和延续。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和佛教精神，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唐时，五台山成为全国佛教的“首府”，与印度的灵鹫山媲美，因此，作为佛教圣物的《五台山图》，为满足广大信众的需要，便应运而生。

    唐朝中后期，吐蕃王朝多次向唐帝国来求《五台山图》，该图由此传入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到五代时期敦煌一带的统治者是曹氏政权，他利用佛教安定社会，在丝绸之路这个东西方交融的古道上，建造寺庙和石窟，《五台山图》便成为敦煌石窟中最大的壁画，昭示佛法。

    众多信众在五台山朝拜后，就求得《五台山图》作为朝圣纪念带回收藏，使得《五台山图》传入西域、韩国、日本等地。而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里的《五台山图》，千百年来见证了源远流长的儒释道交融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

    ○特写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五台山图》研究者、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

    24年前五台山图现“真容”

    在24年前，有一个人架起梯子、拿着手电筒，独自一人花了两个月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将每一寸壁画的内容手绘出来并做了翔实的标记……多年后，这个人成为莫高窟《五台山图》最权威的研究者。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现年已到了知天命年龄的赵声良，慢慢向记者讲述了24年前自己与 《五台山图》“结缘”的经过。

    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给每个洞窟配解说和研究性的内容，当时分给赵声良的就是61窟，此窟以文殊信仰为主题，最大的主体画就是《五台山图》。由于壁画太庞大、太复杂，赵声良首要的工作就是描图。五台山图本身高3米多，但壁画并不在洞窟的最底层，最下面还有1.5米的屏风图，加起来近5米高。想要绘制这样一幅完整的图，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时候工作条件简陋，人员紧缺，我只能一个人去做这项工作。每天搬着‘人字梯’进洞，拿着手电筒，一点一点对应。有时候站在‘人字梯’上面看壁画，看得太专注就忘记自己是在高空，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倾斜，好几次梯子都摇晃起来，非常危险。”赵声良回忆说。赵声良把壁画上空出现的菩萨等都统计了一遍，图中的寺院、修行场所也都找了又找。还有就是地名，他把“题记”上有的一个个找出来，每个都进行编号。前人也做过这件事，但标注不太细致。两个多月之后，赵声良自己手绘的一张五台山图终于完成了。

    有了这张“框架”图，赵声良开始大量翻阅史书、文献资料，填充内容。比如图上的地名是现在的哪里，图中的寺院现在还能找见吗……从1990年到1992年，赵声良花费了三年时间研究《五台山图》，“越研究越觉得复杂。一方面是它牵扯到佛教，另一方面，这幅图本身涵盖的内容就很多。”

    1993年，赵声良的手绘图连同他的论文《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一起发表在第四期的《敦煌研究》上。此后，在香港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等很多作品中，都用到了赵声良的论文和手绘图，使之成为研究《五台山图》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依据。

    让赵声良感到遗憾的是，当年发表论文的时候他并没有来过五台山，直到2005年才终于圆了心愿。那年他专程到五台山考察，五台山的恢宏和壮观让他感慨：“如同仙境，真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其实《五台山图》里有些寺庙与现实中的寺庙位置不同，比如在东台的移到了西台，古代画匠可能是为了构图好看做了调整。”

    比起上世纪90年代进洞看到的 《五台山图》，赵声良说现在壁画的颜色已经变淡了很多，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为了尽量保存文物，敦煌莫高窟开始数字化处理，《五台山图》2011年时被采集了3041张照片，然后在电脑里拼接。“我那时候要有这样的技术，也就不用耗费那么长时间绘图了，高科技真是好。”

丝路沿途遍布晋商足迹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可见，晋商在古代已突显于全国各行各业，使历朝史学家对山西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和对山西商人作为一种特殊人才，均进行了“冰山一角”式记录，连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考证认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应该是山西商人。

    在经营的刻苦性上，可以说，山西商人居全国商人之冠，晋商凭着这股精神，足迹遍及天涯。在陕西、甘肃、新疆这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晋商除了留下会馆，如今还以商会的形式延续着“老乡抱团”的精神，肩负着“诚信”的经营理念和传播重任。

    陕西晋商商会常务副会长姚剑锋

    民国23年祖父远走西安创业

    古时，陆上丝绸之路以西汉都城长安（在我国现在的陕西省境内）为起点，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今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陕西再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陕西山西毗邻而居，黄河天险、秦晋大峡谷从未能阻隔秦晋之好，历史厚重、物资丰饶的陕西境内也从来不乏山西商人的身影。

    姚剑锋是陕西省晋商商会常务副会长，祖籍山西运城市临猗县。早在民国23年，姚剑锋的祖父就打点着全部家当“一副扁担、一杆秤、一面锣”，去西安讨生活了。“据奶奶讲，刚开始祖父就挑着担在街上卖些盐、酒、醋等生活用品，后来发展到在西安最繁茂的钟楼南大街坐拥六间商铺，并创立了我们自己的字号‘志德恒’。”姚剑锋笑言自己的经商基因是祖传的，“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打从会说话起，奶奶就教我认数，要知道祖父之所以能创下一些家业，精明能干的奶奶可是头号功臣啊，我是还没认字就会打算盘的人。”

    但祖上的产业在父亲那一辈中断了。经历过战争的特殊年代后，姚家的产业一切归零，父亲踏踏实实当了一辈子公务员，再没涉商。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原则上是将来干什么都不干涉，但一要守法，二要靠自己奋斗。

    姚剑锋打小调皮捣蛋，不爱学习，还好这方面家里人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技校毕业后他开过出租车，进工厂当过工人，还在私营企业打过工。1995年，西安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姚剑锋看准时机开始自己创业。他“挖土”起家，建起了自己的基础施工队，很快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998年，他注册成立了第一家房地产企业，从此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几年前，姚剑锋又在公司旗下开了一家典当行，名字特意沿用了祖上的老字号“志德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对祖业的复兴吧。

    “人越老，乡情越浓厚。2003年，父亲退二线后，总想着要为在陕西的山西老乡们做点事情。他看到很多外省商会做得不错，就多方奔走筹措，断断续续历时五年，终于在2008年，参与促成了‘陕西晋商商会’的正式成立。至今，他老人家还是商会的名誉会会长呢。”提起老爷子，姚剑锋满是敬佩，“我事业做大后，父亲最常说的话就是要为社会多做贡献，要为家乡父老多做善事。所以商会成立后，老乡企业家们除了加强联系共同发展外，做公益事业也成了商会的重要职能之一。仅每年给晋陕两地贫困人群捐款就达数百万元。”

    如今，姚剑锋全家老小都在西安生活，但每年清明他是一定要回老家临猗上坟的。“咱的根在这儿，无论走到哪儿都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