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1974）被誉为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其实，竺可桢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和伟大的教育家，他在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着杰出贡献。其中，他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突出贡献，值得特别关注。他倡导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在科技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还为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建制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筚路蓝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初步开展
竺可桢是开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竺可桢共留下了90多篇科技史方面的论文、讲稿和信件。其中学术论文有30多篇，有不少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在现存的近千万字的“竺可桢日记”中，关于科技史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
1913年，已在伊利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竺可桢考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气象学。在哈佛大学，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萨顿教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7年，竺可桢再次赴美，特地拜访了萨顿。萨顿对竺可桢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非常清楚，还请他为科学史国际权威刊物ISIS撰写学术评论）。1915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竺可桢积极参加科学社的活动，为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月刊撰写了大量科技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科学史关系密切。他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发表在《科学》1916年第5期，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地理与文化之关系》、《钱塘江怒潮》、《古谚今日观》、《微苏维火山之历史》、《中外茶叶略史》、《四川自流井盐矿》等文章。这些早期的科技史文章大多是科普文章，或与地理学、气象学相关。
1918年归国后，竺可桢主要从事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研究与教学，同时他依然坚持开展科技史研究。他在《科学》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空中航空之历史》、《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气象学发达之历史》、《二童争日解》、《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改良阳历之商榷》、《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祈雨禁屠与旱灾》、《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天气和人生》、《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诸多科技史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竺可桢的科技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系统地研究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等方面成就的论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也是早期比较全面地研究明末大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贡献的重要论文，《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则堪称“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典范，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文章中则表现出作者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特别可贵的是，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多篇文章中，竺可桢还开始思考一些更为深刻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繁重的校务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的科技史研究依然没有间断。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科学与革命》、《徐霞客之时代》、《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与世界和平》、《阳历与阴历》、《观测日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等多篇科技史方面的文章。其中《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1944年作于遵义，正是浙大西迁办学的艰苦时期。竺可桢其时深感中国学者在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外国学者。他说：
近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于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争论颇为热烈，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而国人对于此问题，反瞢然若无所指，宛若二十世纪初叶，日俄以东三省为战场，而我反袖手旁观也。（《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91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引以为耻，有所作为。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花了一年时间对十十八宿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最后给出结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继而传到印度，之后再传到其他地区。这篇文章基本终结了关于二十八宿起源一百多年的争论，改变了“中国有资料而无研究”的尴尬局面。
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浙大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竺可桢、钱宝琛、章用、谭其骧、方豪、刘操南、张荫麟、张其昀、陈立等一批著名学者在天文学史、数学史、地理学史、中西科学交流史和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4年，著名生物化学家、后来以中国科技史研究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两次访问浙大。对于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取得大批一流的研究成果，他十分钦佩，发出了“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的赞叹。竺可桢和钱宝琮、王琎等浙大学者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教授在宣读李约瑟的贺词时，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三位。何丙郁还在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是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是竺可桢1945年的一份演讲稿。类似的问题李约瑟曾正式提出过，由于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大影响，这一问题被大家称为“李约瑟难题”。其实在李约瑟之前，一些中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相关问题。竺可桢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陈立、钱宝琮等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维特福格尔等欧洲学者的观点。他自己认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今天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已大大深入，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个伪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当年的讨论没有价值。竺可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是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这种研究思路表明他在那个时代就开始重视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注更为复杂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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