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有竺可桢等一批前辈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才逐渐有了生气。
继往开来：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建制化和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竺可桢全集》第1卷前言第22页）在推动中国科技史研究体制化的过程中，竺可桢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领导者。
作为一名科学史家和科学事业的领导者，竺可桢在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科技史研究组织，使科技史事业走向建制化。1951年1月，竺可桢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李四光谈及科技史研究的组织问题，开始筹划成立中国科学史编辑委员会以及出版《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等事宜。1952年底，竺可桢与吴有训、陶孟和两位中科院副院长再次讨论中国科学史研究问题。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竺可桢担任主任委员，物理学家叶企孙和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副主任委员。1955和1956年，在竺可桢的努力下，科学史家钱宝琮、李俨、严敦杰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
1956年，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席泽宗等起草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中的科学史部分，从而正式确立了科学史在国家学科布局中的正式地位。同年7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
同年9月，竺可桢率团（成员还有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和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史家刘仙洲）参加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大会正式接纳中国为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成员，从此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竺可桢在会上宣读的是英文论文《二十八宿的起源》，这篇论文以他1944年的论文为基础，融入了他此后十多年新的思考。
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天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在北京孚王府正式挂牌成立，在中科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办公。1958年4月，《科学史集刊》创刊，成为展示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竺可桢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发刊词。从此，中国有了正式的科技史研究专业机构，有了专门的研究刊物，中国的科技史事业开始迈入体制化的新阶段！
为了纪念竺可桢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巨大贡献，从2001年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设立“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不定期地邀请国际一流的科学史家前来主持讲席。此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与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合作，设立“竺可桢科学史奖”，每三年一届，评选在东亚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进行表彰并给予奖励。
说到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化，还必须再次提到痴心中国科技史研究数十载的李约瑟。早在1944年李约瑟访问浙大时，竺可桢与李约瑟便开始了结缘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长达30年的情缘。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后，竺可桢利用各种机会为李约瑟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海运至剑桥大学赠与李约瑟。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访华，与竺可桢的情谊更加深厚。1961年10月，竺可桢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皇家学会。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组织的欢迎会上，李约瑟在结束《古典中国的天文学》讲演时，用不太标准的汉语由衷地表达他对竺可桢及中国同行的深情厚谊：
请允许我以张衡、一行、郭守敬及贵宾们自己的语言再说几句。亲爱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我们很荣幸，能同你们一道纪念你们伟大国家的天文学先辈们，我们对他们无限崇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对人类宇宙知识的贡献一定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尊重。
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科技史研究的价值
竺可桢对他最初研究科技史的想法并没有专门作过说明。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以及早期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可能有以下一些因素：1.在哈佛大学受到萨顿的影响;2.出于宣传科学的需要撰写科普性质的科技史文章;3.为了完善和补充自己的专业研究而撰写地理学史和气象学史的文章。
在1918年回国之后，他在科技史方面的工作涉及面更广，研究也更为深入。从他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这一时期他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挖掘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料，研究古代的科技人物，并且越来越多地探讨一些科学文化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他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写道：
中国一般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近代文化，完全由科学而产生的，所以中国只要把西洋的科学搬到中国来，中国的社会就可以近代化了。不知道这是本末倒置，倒是西洋近代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近世科学。这几句话实是我国提倡科学的人应该要牢记在心上的。科学好比是树上的一朵花，时代的思潮好比是泥土下的根，而社会情况好比是四周环境。一定要气候湿润，土壤膏腴，树木方能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一到阳春，便能花朵怒放。（《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67页）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关于科技史研究的思考越来越成熟。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既有对中国古代科学遗产的整理和挖掘，也有对西方近代著名科学家的介绍和讨论，而且，他在多篇文章中还探讨了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当时颇有一些人认为：要尽快发展科学技术，应该紧跟国际前沿，掌握最新式的工具，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在故纸堆中找问题只能是南辕北辙。竺可桢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有积累性，整理和研究科学的历史，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科学。关于科技史研究的价值，他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章是“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和“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此外，他还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涉及。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科技史研究可以正确估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清末以来，中国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欺辱，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人轻视。竺可桢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中国学者应该“把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作适当的整理、了解和宣传，使古人辛勤所得的发现和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能得到它应该占有的地位”。这也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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