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论
综上，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总要求下，单纯依靠行政体制和手段来选择和推行基本公共服务的模式，将因内涵的机械性而影响到服务供需平衡的动态实现，进而影响服务受众的满意度，为此便有必要通过恰适的制度安排提高公民参与度，并鼓励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更大作用。鉴于目前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中的慈善化倾向，尤其要注意将服务型政府的诉求与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打造协调起来，毕竟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也应当是有限的。假如对所有民众呼声都做出“全响应”，恐怕会导致政府职能的模糊化，甚至超出实际能力以及应有的限制，结果跟政府职能转变的诉求相背离。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治政府”的建设，也就意味着政府的行政行为要严格置于制度的框架内，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实现路径的选择也就尤其需要审慎。阿玛蒂亚·森反对将服务对象预设为单纯的接受者，而主张个人在自我服务、相互服务中的主体角色[9]（pp.7-8;131;276）。应该说，政府失灵不仅在经济发展领域存在，也同样可能出现在公共服务领域。鉴于此，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在有限政府的框架下有效发挥社会和市场在公共服务中的供给能力从而实现共容性利益，应是一种可行的路径。而这种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效果或许更能检验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注释：
①即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参见国函〔2005〕2号.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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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印度]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赜，于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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