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在事实层面受到现行法律的保护。在中国法律体系中，隐私权主要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在《民法通则》（1986年）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中并未包含隐私权的内容，早期的司法实践只是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保护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权益保护的力度和范围。而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隐约的隐私权意识和概念已发展成为法律所确认的权利。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由此，隐私权在法律体系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公民相关权利救济也因而有法可依。在现有法律体系中，中国宪法虽然没有关于隐私权的明确规定，但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条的相关规定在内容性质上与隐私权的实质内容基本一致。特别是法条中关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与上文述及的《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条约中的内容都有相同或类似之处，是尊重人权的文本反映。这些规定实质上又将权利保护引入两个维度，即生活安宁和私人秘密;而这恰好是隐私权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都在公法与私法意义上以及事实层面支持对隐私权的保护。
信用权保护是诚信法治的内在要求。信用权的立法保护却是学界的一致主张。赵万一、胡大武等学者曾总结了国际上信用权保护的七种模式，翟云岭教授也主张对信用权进行直接保护⑥。中国法律体系至今未有关于信用权直接保护的规定，《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条文中都未列举信用权的内容。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信用权已被纳入立法议程，2002年12月23日提请全国人大法工委首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在第一编总则和第六编人格权法中分别对信用权做了列举和规定。信用权的保护关系到社会主体的具体诚信（信用）权益，是社会诚信体系中个体权利的直接体现。特别是随着社会失信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步伐的加快，信用权应尽快明确为私法的重要权益，在法律中得到明确保护<sup>[9]</sup>。
三、地方政府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总体概况
在诚信治理理念日益规范化与法治化的宏观背景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普及，而地方的角色更为活跃，已成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角。中国31个省、直辖市与自治区⑦都进行了关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并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
（一）政令规章在地方社会诚信建设的规范保障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在地方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性权威规范占有重要地位，是规则体系的主体部分。无一例外，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诚信建设都以相关的规范文件为依据和准则。其中，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规范性文件相对完善，自成体系。在社会诚信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已经建立了关于诚信治理的诸多规范——4个省份发布了地方性法规（陕西、海南、湖南、广东），16个省份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规章（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湖北、湖南、海南、四川，约计三十一部地方政府规章），每个省份都有以政府组成部门或工作部门主体制定的其他权威性规范文件。其中，2007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公布的《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条例》是全国首部关于信用建设的地方性法规;2011年的《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是国内首部公共信用信息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对使用公共信息做出了明确界定;此外，《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大力推进社会信用建设的决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信用建设的决定》也是现今地方性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政府规章层面，各省多采用政令的形式发布，在内容上比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更为宽泛，是地方社会诚信建设中较有代表性的规则形式;但需注意的是，以政令形式发布的规则并非都是政府规章，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省信用建设工作的通知》（粤府[2002]2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信用浙江”的若干意见》（浙政发[2002]15号）等。在地方社会诚信建设中，真正占据规则体系主体部分的是诚信建设牵头部门或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发布的权威规范，对社会诚信机制建设做了详细规定，如《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公务员诚信建设方案的通知》（黑人保发[2010]95号）。
（二）政府是地方社会诚信建设的主导力量
政府是地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主要建构主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分担着建构社会诚信的具体任务。在地方负责组织实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牵头部门主要分为三类，即地方政府组成机构、日常办公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其中，地方政府组成机构包括省（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省商务厅（吉林、青海、新疆、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辽宁、浙江、安徽、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福建、江西、甘肃）、省工商局（山西），以及人民银行各省支行（河北、山东、河南、海南、贵州、西藏）;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则是指相关省市、自治区的金融管理办公室（天津、内蒙古、湖南、宁夏）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重庆）;而政府日常办公机构是指各省的政府办公厅（黑龙江、湖北、广西、四川）。作为牵头部门，这些机构肩负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角色和使命，向省级政府或社会诚信建设的协调机构负责，并负责传达和执行相关决议与任务。除此之外，政府在组织建设方面也着力不少，31个省份都建立了社会诚信建设的总体协调机构，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社会诚信建设联席会议与领导工作小组制度。其中，12个省份建有联席会议制度。
（三）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是地方社会诚信建设的短板
在地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社会力量开始有限度地参与社会诚信规范制定与专业人才的培育工作。特别是在保障诚信的非正式规则方面，社会诚信（信用）服务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省的社会诚信建设。以上海为例，2005年成立的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已经成为上海社会诚信自律规范体系的主角，先后于2007年和2013年牵头制定了《商业征信准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意见》。前者是行业标准，适用于上海市辖域内所有征信机构的商业征信活动;后者是政策建议，被政府部门采纳，正如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陈跃华所言：“意见框架思路清晰、举措创新、扎实推进，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提供了依据。”<sup>[10]</sup>而在人才培育方面，高校等教育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社会力量开始参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进程，但主要限于精英力量的参与，参与面小，影响力弱，并未进入社会诚信建设的核心层次，亟需进一步发挥更为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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