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空间安排的设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既不能幻想一蹴而就，也不能允许来日方长，否则难度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加大，甚至会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每一个行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缩短这一过程的路径。鼎新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空间安排就是对这一路径的探索。

（一）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梯度空间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一带”、“双核”、“一域面”的核心地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把这个核心地区打造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梯度空间。

1.沿海经济带

依托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做强“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目前，这四个城市的GDP总量为24673.1亿元（其中秦皇岛为11688亿元，唐山为61212亿元，天津为143701亿元，沧州为3013亿元），占京津冀GDP总量的39.69%，京津冀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空间，其中天津和秦皇岛是1984年中国沿海首批开放的港口城市，秦皇岛、唐山和沧州是2011年1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沿海城市。受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该沿海经济带开放的区域系统日臻完善，具有濒临渤海湾的优越地理位置，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演进，经济发展中市场的力量不断加强，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不断提高，已初步具备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依托的能力。

2.两个核心城市

2013年，北京和天津两市的GDP总量为33870.7亿元，占京津冀GDP总量的54.48%。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规模大，具有集聚产业的功能，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京津冀经济发展的“极点”。城市群是以核心城市向周围辐射所构成的城市集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体现了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是国民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如何促进京津两个核心城市的联动，充分发挥“极点”的作用，决定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向。

3.一个“三角域面”

按照公路里程，北京与天津为136公里，北京与唐山为183公里，天津与唐山为124公里。应以北京、天津、唐山为点，做实京津唐经济发展的“三角域面”。2013年，北京、天津、唐山的GDP总量为39991.9亿元（其中北京为195006亿元，天津为143701亿元，唐山为61212亿元），占京津冀GDP总量的64.33%。目前，该“域面”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开放系统，存在若干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并且通过不断改善区位条件和进行科学化的规划设计，区位优势不断得到提高，是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域面”。

（二）在空间上探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

1.建设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

京津冀沿海经济带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空间地带，GDP占京津冀GDP总量近四成；而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极点，GDP占京津冀GDP总量三成多。从理论上讲，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是一个理想的“点轴系统”。点轴开发理论认为，点轴开发是经济增长的能量走向整个区域空间的第一步，也是经济在区域的整个空间成长的第一步。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的GDP之和约占京津冀GDP总量的七成，“点轴系统”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能量不仅会在系统内部得以强化，而且会向系统外部进行经济和社会扩散，在新的地区与新的点之间形成“点轴子系统”，在区域中形成不同等级的极点和轴线，它们的互连、会接将构成分布有序的点轴空间结构。北京与京津冀沿海经济带的“点轴系统”为京津冀的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联系提供了比单个极点和孤立经济带发展更为优越的空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京津冀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另外，北京与沿海经济带的点轴开发模式，在京津冀空间上会形成经济发展网络的基础，而经济发展网络一经形成就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结构的有机形成，能够产生单个点和线所不能完成的功能，使扩散作用增强，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空间上趋于均衡。

2.以京津“双极联动”带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极的经济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北京与天津是京津冀区域空间的两个增长极，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京津作为增长极，自身不仅具有经济增长的推动性，还具有经济增长的规模性，而且对区域经济也产生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因而京津增长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力量。所谓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分布一定数量的、不同性质与类型和等级的城市，它们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信息网络，建立起内在的有机联系，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共同构成一个经济、社会、生态等密切联系且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建设的实质，是建设以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经济组织模式、经济分工的协作体系，实现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高级演进形态，通过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城市之间相互联系和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的城市之间相互补充，使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发达国家城市群建设经验表明，城市群建设的重点在于核心城市的发展。京津冀城市群是以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为核心城市的结构形态，但单就北京或天津一个城市而言，其核心城市的功能不强，经济规模依然相对偏小，再加上京津冀城市分工格局不完善、产业联系不紧密、交通体系不健全，使得北京或天津的核心城市带动作用不突出，整合作用不明显，这决定了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建设必须是京津“双极联动”（参见表4）。

从北京与天津的经济联系状况看，由于京津之间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且已有的经济联系偏弱，这导致京津两市的经济带动能量不高，辐射力和影响力不大，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处于基态。而作为核心城市的京津一旦有效实现“双极联动”，必将对两市的资源要素进行全面整合与重新组织，不仅使资源要素跃迁到较高能级，而且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处于激发态，具有强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既实现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效引领，又实现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效拉动。事实上，世界各国城市群发展都经历了核心城市不断发展，而后其功能和产业不断向周边疏解，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过程。

3.实现京津唐“三角域面”的梯度推移

所谓经济发展的梯度，是对经济活动在空间不均匀分布状况的描述，指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所存在的差异。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推移的过程缩小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高梯度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或城市群，京津唐“三角域面”近乎于一个等边三角形，其GDP占京津冀GDP总量的六成多，是京津冀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域面。域面内存在着密集的创新活动，具有处于创新阶段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资源与要素配置产生的效益高，具有通过产业的演进和要素的流动向低梯度转移、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量。

地理空间是影响梯度推移的一个因素，甚至可以说距离是影响梯度推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不是梯度推移方向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低梯度地区的接受能力，低梯度地区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发展才可以能动地接受高梯度的产业转移。因此，在京津冀区域空间，有能力接收京津唐高梯度域面推移的空间有：以北京、天津、保定为点的“三角域面”，以北京、天津、沧州为点的“三角域面”，以北京、唐山、秦皇岛为点的“三角域面”，以北京、秦皇岛、承德为点的“三角域面”，以石家庄、保定、沧州为点的“三角域面”。这些“三角域面”若具有接受且消化京津唐高梯度域面经济活动的能力，就能够优先实现高梯度地区的功能和产业的落地。

地理空间并不是决定梯度推移的必然因素，经济发展的内涵和水平才是决定梯度推移的必然因素。这就意味着会存在跨越地理空间的跳跃式的梯度推移。邯郸、邢台、张家口、衡水等地区只要有效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把握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周期，优化与其他地区经济互补的品质，不断加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互动性、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就会实现跨越地理空间的跳跃式的梯度推移，使京津唐梯度推移作用得以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