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台州除了在末期有过短暂动乱，大体上比较安定。这时的台州虽然离统治中心比较远，但由于北宋从立国之初就受到北方辽国与西夏的遏制，它的中央财政收入仍然同中唐以后一样依靠东南漕运，浙江几乎占岁输漕粮的四分之一，这就迫使北宋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同时，由于北方的陆路对外贸易受阻，北宋政府不得不转而发展东南海上贸易，并开拓海外贸易以扩大财源。中央朝廷的举措，促进了台州经济发展。
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定南宋都城于临安。此后一个半世纪，临安一直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台州成为“辅郡”，加上南宋总体安定，台州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嘉庆大平县志·杂志》中记有故老之言，描述了台州当时的富庶：“江南多富家，水田亘阡陌，美木数万章，家僮千百指，垣屋周遭，撞钟列鼎，所居资地与公侯相埒。”
整个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沦陷，大量的皇亲国戚，文武官员，亦因台州的临海、黄岩、天台等地政治比较安定，生活环境较为优越，纷纷安家落户，使台州政治地位上升。此时，台州出现了不少名门望族。其时黄子约曾作《黄岩大家录》，以一绝句总括黄岩的故家大族，曰：“宋室传来十八家，左陈柔极派来赊，潘林于马裘毛盛，戴杜朱彭孔葛车。”稍后又有四大家：南丁、北蔡、东阮、西卢。丁即丁少云族，蔡即白山蔡博士蔡镐一族。丁少云、蔡镐皆为黄岩藏书家。
临海是台州府治所在，避于其地的王亲贵族更多，地位更为显赫。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家。一为临海钱氏。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就很重视台州发展，他委任的30名台州刺使中，钱氏王族占了7位，尤其是钱俶，继承王位时还得到天台高僧的鼎力支持。钱俶之孙钱暄曾知台州，其子钱景臻被招为驸马，驸马、公主之子避难临海，钱氏遂为台州望族。与钱氏并盛的还有临海谢氏。谢深甫曾任右丞相，其孙女被册封为理宗皇后，到度宗时被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掌握了最高统治权。谢氏四代鼎盛，另有封赠为“王”的四人、为“公”的二人。
光南宋一朝，台州就出了7位宰相，寓居临海的吕颐浩、临海人钱象祖、临海人谢深甫、黄岩人杜范、天台人贾似道、宁海人叶梦鼎都任过右丞相，仙居人吴坚还任过左丞相兼枢密使。南宋晚期的军政重任几乎全在台州人的手中。
有利的政治形势，促进了台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台州思想、文化的勃兴，文教事业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藏书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条件。
2.2台州造纸技术高，刻书技术精湛
在科学技术上，宋代台州先进的造纸和刻书业，为书籍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书籍是私家藏书活动的载体，而书籍的书写、成册显然离不开纸的作用。通过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纸的优点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纸的制造技术不断的加以改进，到魏晋南北朝时，纸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至北宋时，造纸术愈加发达。台州有比较出色的造纸技术，北宋初年，天台等县已用青竹、桑皮、山麻皮与笋壳等制作玉版纸、花笺纸、南屏纸、小白纸与皮纸等。南宋《嘉定赤城志》称：“今出临海者曰黄檀，曰东陈，出天台者曰大澹，出宁海者曰黄公，出黄岩者以竹穰为之，即所谓玉版也。”[2]苏轼云：“吕献可遗余天台玉版，过于澄兴堂。”米元章所用黄岩藤纸有“滑净软熟”之称[3]。可见当时台州各县都生产纸张，而且品种不少，质量上乘。玉版纸还与台州出产的台绢，台柑、台蕈、姜干并列为朝廷贡品。
造纸业的发达为台州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原料来源，从而使台州的印刷业比较繁荣。台州的临海还是浙江12个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官刻、寺院刻书多有记载[4]。官方刻书单位主要有郡斋、郡库、茶盐司、漕司、郡学等。
宋代台州刻书业相当繁荣，期间刻了大量的书，有些流传后世，成为稀世珍宝。其中著名的刻书家有唐仲友，其任台州知州时，用公使库经费，刻了大量的书，且刻得相当精美，如其所刻《荀子》，魏隐儒称其“字仿欧体，写刻俱精”。近代藏书家叶德辉在见到黎氏影刻的《古逸丛书》本后亦称：“想见当时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此本现藏日本，被举为国宝。另他所刻《颜氏家训》摹本传至清代，钱曾对其刊刻也甚为叹服。
唐氏刻书为后世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唐氏刻书也表明，在南宋，台州已掌握了相当纯熟的刊刻技术。刻书的兴盛，给图书积聚提供了极大方便，推动了台州私家藏书的发展。
2.3台州学风兴盛，书院林立，促进藏书发展
宋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在台州，各种形式的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北宋初年，台州开始建立州学，各县陆续建立县学。嘉定时，州、县学共有学田2 814亩、地1 888亩、山3 514亩，经费相当充足[5]。北宋时，书院兴起，到南宋已经书院林立。南宋景定三年（1262），知州王华甫在临海县东湖建上蔡书院。此后，书院较大的有临海县的溪山第一、观澜，黄岩县的柔川、樊川、南峰、云阳，天台县的竹溪、龙溪、顾欢读书堂，仙居县的上蔡、桐林，宁海县南乡（今属三门县境）的五峰等。私人办学在南宋时也蔚然成风，或称“学馆”，或称“学塾”，启蒙教育作用显著[5]。随着学校的建立，科考兴盛。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南宋嘉定年间台州郡试，一次参加考试最多的达1万人左右，按照当时丁口318 219人计算，几乎30人中就有1人参试，其中临海、黄岩应试者居半数之多[6]。南宋152年间，台州中进士550人。学风之盛，可见一斑。
书院的建立，学风的兴盛，推动了学术交流。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被纷纷邀请而入台州讲座，台州作为辅郡，成为程朱理学、浙东事功学、陆王心学三大儒学流派的文化整合之地。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被多次派到台州。淳熙年间，朱熹担任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后来又奉王命以巡检使等名义来台州督察查核，并至各地讲学，宣扬他的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从此“台州理学大行”。朱子学派还通过朱熹台州门人杜氏与金华朱子学派王柏（为朱熹三传弟子）任职台州上蔡书院讲学授徒形成“朱子后学”，一直流传至明清。太平谢铎、临海金贲亨、黄岩王棻等人就是明清时期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当时朱子学派在台州影响之大。台州的“浙东事功学派”学术渊源主要来自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傅良曾寓居天台山国清寺讲学，“士友纷然，从之数月”（宋吴子良《荆溪偶谈》）。叶适亦曾寓居台州讲学，临海陈耆卿、王象祖、吴子良，黄岩王汶、丁希亮、夏庭简等皆从其受业。台州心学张九成和陆九渊两派在台州均有传承。这几个学派相互争鸣，活跃了台州的学术风气。南宋台州，儒术之隆，被称为“小邹鲁”。
随着两宋刊刻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朱熹理学等儒学在台州的传播，台州文风大兴。这一切为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风气上的保障。南宋定都临安后，各皇亲大臣纷纷涌入台州定居，台州得天时地利之便，经济发展，政治地位上升，藏书风气尤盛。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