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时代，执政党和政府在国内传播中的“解释框架”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媒体提供的，其实质是依靠掌握传播资源而实施的传播权力运作。而互联网时代，由于传播权力分化、社会权力的崛起导致解释框架日趋多元，原有的解释框架无论在供应方式还是在包装能力方面，都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当然也就失去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由于解释框架决定个体行为，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合适的解释框架，就会使网络行为从网络空间走入线下，转变成对现实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现在的政府是被网民推着走”这一尴尬局面。因此，在传播革命的背景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在于重新提供有吸引力的解释框架，并通过合适的方式，让民众接受。简言之，新解释框架必须解决好“合法性”和通俗化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针对“合法性”质疑，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解释框架在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社会控制思维而树立治理思维。
主流意识形态新解释框架的要义，就是不把新崛起的社会传播权力作为防控对象加以钳制，而是作为协调、对话的主体进行协商、沟通。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态势下，“新意见领袖”的出现不可避免，不妨由其中的部分人来充当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编码者”。因为“新意见领袖”并不全是天然的反对派，其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反对派”，团结这些在本质上并不反对根本制度的“新意见领袖”群体，能够起到示范普通民众的作用。
在多元治理的理念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解释框架，必须是上下都能接受、都能践行的导向性思想和行为规范，能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其解释功能、整合功能、引导功能和辩护功能。新解释框架必须有利于形成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多样、丰富、灵活、有弹性的政策工具，有利于作出有针对性、个性化、人性化的回应。
其次，媒体参与构建的新解释框架，必须具备通俗性。主流意识形态新解释框架的通俗性，是指改变以往老旧的传播套路，建立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的新“编码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整合传统媒体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资源，除去以往主流意识形态解释框架中宣传鼓动、说服教化、强力推行的东西，建构能贴近民众生活和实际利益需求，能代表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的新解释框架。
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不是以简单背诵的条文来展现的，传播革命背景下，必须以民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包括符合民众对信息包装、传播形式的审美要求，探索和完善新的“解释框架”，使其能够帮助受众正确理解各种矛盾、问题，并提供合理的解决方式。这种解释框架，不能也不应通过僵硬灌输的方式进行推广，而必须借助新的手段进行传播。除了将“新意见领袖”群体作为“再编码者”之外，还应采用新的“编码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以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如数字化、可视化等新技术手段来阐释主流意识形态。例如，曾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好评的“习主席的时间去哪儿了”的视频短片，贴合时下的流行歌曲和网络流行语、热点话题等，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主流意识形态新解释框架的通俗化和“再编码”，必须“放低身段”，以平视而非俯视的姿态，以探讨、讨论的口吻而非生硬的说教、命令，以说理而非宣传、生动而非古板、新颖而非老旧的方式，才能改变目前的窘态。
总之，只有重新建构新的解释框架，才能应对传播权力转移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作者为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国内刊号：
CN61-14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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