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资本依赖和资本控制问题。中国的网络发展，从一开始是以资本驱动的方式进行的，商业和资本是网络发展的早期推动者，早期人们对网络重要性的关注大都集中在电子商务领域。伴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网络的极大开放、放宽管制，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政府特别是文化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相对来说是缺位的，即便是政府介入也大多纳入到工具性领域，而对其文化效能尤其是意识形态功能没有给予特殊重视，从而在缘起之际就导致了网络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资本依赖和资本控制的局面。时至今日，这种局面依然相当突出，诸多门户网站的文化倾向明显地存在着资本决定论态势。背后有资本操纵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可谓是一个“隐蔽战场”，具有隐蔽性、离散性、草根性等特点。针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舆论环境和“翻墙”网络技术开展的意识形态渗透与破坏活动，国家安全部门要会同技术部门加强反渗透斗争。

　　第二，技术依赖与文化控制问题。网络文化是由高技术、高智能的互联网技术支撑的，技术控制力在网络文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的网络文化虽然朝气蓬勃，但互联网技术却严重滞后，当今世界上的互联网根服务器都掌握在少数国家手里，中国实际上是借网络高速公路发展网络文化。同时，高端技术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我们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自身优势。在残酷的劣势面前，我们在网上接收由少数国家操控发布的海量信息的同时，也自然而然深受西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这就导致了我们在抵御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和进行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上的被动，对于网络传播只能进行内容管理而缺乏有效的技术管理，对于网络乱象只能进行事后管理而缺乏有效的事先管理，对于网络主体只能进行思想管理而缺乏有效的行为管理。某些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上的控制力导致了他们在文化控制上的优势地位，以及评价规则上的主动权。他们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净化自己的网络空间而搞乱别人的网络空间，而当受害国对自己的网络空间进行内容管理、事后管理和思想管理时，又成为这些网络技术控制国的指责对象，被贴上“限制言论自由”的标签。

　　第三，意识形态一元性和网络文化多元化问题。网络文化是来自民众自身的文化，其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复杂的，与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和思想统一指向之间存在着文化特质上的冲突。网络在某些方面成为民众发泄对主导意识形态不满的渠道，一些不稳定、不成型的价值态度、文化品味，一些嘲讽、玩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借助新媒体广泛流传，在文化内容和话语体系上构成了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力量；一些网络文化对意识形态文化产品进行改造和挤压，缩减其数量、改变其意义，加之网络文化中盛行的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日益侵蚀、消解大众的政治追求、理想信念，冲淡了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李会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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