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气“顺流”与“倒流”
政治导致沈氏乡土小说创作止于1940年代末，英语世界对其译介却基本未曾中断，尤其是1960、1970年代内地学术沉寂期间，沈氏小说走出国门，虽呈起伏之势，经被禁之波，但在中西译者的共同努力下“顺流”而飘，高峰期集中于40年代、80年代、90年代，后人得以闻其与众不同的“湘”气。无可厚非，鉴于沈氏乡土小说的社会意义，某些译介者希望西方读者从中了解中国乡村面貌，但影响其传播的关键因素应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正如西方推介沈从文第一人夏志清所言：“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性，当然不单止建筑在他的批评文字和讽刺作品上，也不是因为他提倡纯朴的英雄式生活的缘故……但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却是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对艺术的挚诚”。也无怪乎金介甫一直热衷于此，于2009年推出《边城》新译本。
1980年代，沈氏作品“倒流”东回，朱光潜指出，“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中终会有他的一席地。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这位被埋没的作家终为国人所重识，引发了“沈从文热”。
七十多年英译史中，沈氏某些乡土小说惹人重温，于积淀中泛沉香，于复译中添新味，人们随之“倒流”回史中湘西。频繁复译之作成为代表其最高创作水平的经典。所以，沈氏乡土小说英译比例虽不高，他却仍因此誉满西方学界。
从沈氏乡土小说具体译介情况看，40年代以首译为主，80年代首译和复译对半，90年代首译和复译分别占61%、39%；初期创作与译介步调较近，但创作与译介同步者较少；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英译较多，但复译者偏少。仅2篇，其中《柏子》复译2次，《媚金·豹子·与那羊》复译1次。30年代的沈从文对语言文字已驾轻就熟，经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法的融合，练就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作品的生命力更强，因此复译最多的是30年代的乡土小说，共8篇，其中，不包括首译《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三三》、《黑夜》、《贵生》均复译1次，《萧萧》复译3次、《边城》、《丈夫》复译2次。《边城》一直被视为沈从文、乃至现代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据2002年《北京青年报》报道，《边城》已由11个国家用9种外文出版，《丈夫》由7个国家用6种外文出版；1962年杨宪益复译，2009年金介甫再度复译。在奈达看来，一部译本，无论如何贴近原作，其寿命一般只有50年；可是在这47年里，杨戴译本不断重印，说明其译本具有较高可接受度，也说明新译者相对欠缺。
1940年代作品复译较少，只有《巧秀与冬生》和《传奇不奇》各复译了1次。沈从文唯一的长篇小说《长河》被国内学者视为沈氏乡土小说经典，亦受西方学界盛赞，夏志清和金介甫都认为《长河》最能充分体现沈从文的艺术才华，是田园诗喜剧的最优秀作品。然而，相关英译甚少，1966年，Lillian Chen Ming Chu撰写硕士论文时译了三章，1981年NancyGibbs仅译出第三章《橘子圜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也许因为《长河》属未竟之作，版本获取困难，也许因其不如《边城》那么远离政治，但这些都不应是《长河》英译的障碍。我们“依然有着被‘现代’反复开垦而未被触动的‘乡土中国’处女地。”
（三）乡气的传播者
沈氏乡土小说英译之旅离不开乡气传播者，共有25位独译者或合译者，包括母语译者与外语译者，其中，外语译者13位，母语译者12位（含7位华裔）。显然，沈氏乡土小说译介主要依赖于外语译者和外语环境中的华裔，尤其是1940年代以后，本土学者基本未译沈氏乡土小说，即便是杨宪益，其英译工作也得益于外籍妻子戴乃迭相助，只是这位“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大翻译家也遗憾：“我们想多介绍一点沈从文的作品，后来没有做到。”
自1970年代始，一直致力于沈从文及其作品译介的当数金介甫。1977年，他以Shen Ts’u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然而，其研究动力“是沈从文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敏锐感受，而不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成熟的贡献，也不是他作品的文学价值。本书是通过文学而进行的地方史研究”，沈氏作品是“在文化边缘的最佳视角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广泛批判”。同样，Edgar Snow、Robert Payne等外语译者看重的多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社会意义，尤其是1930年代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乡土小说，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乡土中国现状。
随着研究深入，金介甫逐渐关注艺术价值。十年后，经多次拜访沈从文本人，金介甫写下英语世界首部沈从文传记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专辟一章探其乡土文学根源与特色。八年后，金介甫编辑了沈从文小说英译专集Imperfect Paradise（《不完美的天堂》），独译其中12篇；虽偶尔考虑主题与历史性，其选择标准更偏于沈氏小说的文学价值。2009年，他又出版了沈氏乡土小说第一个英译单行本Border Town（《边城》）。这表明，研究型译者有利于作品的整体推介，可将人们的关注由作品外部引入内部。
必须承认，沈从文“乡”气传播的成功在于外语译者的推介，正如高方、许钧所言：“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外国翻译家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实质上，沈从文当年有望问鼎诺贝尔奖，正是因了瑞典翻译家马悦然对其作品的译介。所以，中国文学外译离不开外语译者。当然，中国政府的努力也很重要，具有官方背景的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杂志译刊了沈氏部分乡土小说，通过“熊猫丛书”出版了沈氏小说英译集，让杨戴译本得以畅行于世。但是，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是，国内学贯中西、精通双语的英译大家越来越少，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的主观愿望无法得到本土翻译主体的有效照应。
（四）多向度的英译策略
沈氏乡土小说秀出原生态的湘西美，透着多姿彩的异域风。这种异国情调是吸引读者和译者的亮点，是刺激出版市场的活跃因子。然而，币有两面，因文化和地域相异，陌生美恰又成了译介阻力。从各类泽作来看，泽者们采取多向度的英译策略，包括全泽与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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