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及推广的思考
武媛（榆林学院 武媛 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学界引起共鸣。民国时期的企业家积极引进西方科学管理制度，但并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突破原有管理观念和方式对科学管理思想传播与推广的阻碍。以穆藕初、杨杏佛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和工作已预示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起步，尤其是对近现代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关于西学传播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也激起了新的思考热潮。
关键词：科学管理；传播；本土化
1911年，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一书。这部著作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随后在欧美和日本掀起了以泰罗的“科学管理”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变革浪潮，历史上称之为科学管理运动或合理化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科学管理是以工商业的生产管理和车间管理为起点，理论、原则和操作性技术方法相结合，兼具思想性和实用性的一整套管理学说。内容涉及到生产管理的技术与方法、管理职能、管理人员、组织原理、管理哲学等五大方面。透过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制定工作标准，简化及标准化工作流程，并运用成本会计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奖金制度等工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强调效率与人性的统一、以科学取代经验、以合作取代对抗。这一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在当时引起了宣传、实践其理论的热潮。
一、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
在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也影响到了中国，在中国学界引起共鸣。在西方科学管理思想逐渐引入中国的进程中，民国时期著名企业家穆湘玥（藕初）是先行者。穆藕初自费赴美留学，结识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及其合作者吉尔布雷斯，共同探讨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穆藕初学成回国后，一方面为实现“实业救国”理想而积极兴办德大纱厂，另一方面翻译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6年由中华书局以《工厂适用的学理学的管理法》为书名出版，泰罗的名字译为“戴乐尔”。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科学管理理论译著。杨铨（杏佛）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后，他与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于1915年起传播泰罗的管理思想，向国人推荐科学管理法，宣传泰罗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 即“效率主义”。杨杏佛认为,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恰在于“效率思想不发达耳”。杨杏佛进而指出, 中国在人事管理上, 往往“用非其长, 任非所习”。穆藕初和杨杏佛以敏锐的眼光，及时把科学管理思想传入中国，为中国的企业管理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国时期企业家虽然积极引进西方科学管理制度，但并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为了突破原有管理观念和方式对科学管理思想传播与推广的阻碍，中国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和次长穆藕初倡导建立学会，1930年创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孔祥熙、穆藕初、杨杏佛等人被推举为理事，开始了连续、持久、负责而且影响较大的一系列活动，为“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宣传、普及和实践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更高的层次宣传和推广“科学管理”思想。编印“科学管理丛刊”，出版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科学管理著作，包括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的原则》，曹云祥翻译的《科学管理的实施》，刘鸿生等人的论文集《工商问题的研究》、《演讲录选编》等。而且创办《工商管理月刊》旨在把已成为“实业(诸)要素中心”的管理科学推向全社会。开办了中国工商管理补习学校，进行管理理论的宣传，培养管理人才。中国工商管理协会的创办为中国科学管理思想在民国中后期的传播与推广起了巨大的作用，使科学管理成了普遍接受的观念，并且在实业界不断的得到实践。这一时期穆藕初、杨杏佛等人的思想和工作已预示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起步。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播与推广的研究状况
我国学者对西方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推广状况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其中集中研究民国时期的甚少，并且主要是集中于对一批留学归国学者对于科学管理思想的传播及推广的实践活动情况进行具体的梳理，以及他们对于科学管理思想在理论方面的深入诠释。总体来说，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的传播方式和途径的大量资料收集和归纳总结，缺乏关于中国当时背景下推广科学管理理论对泰罗制实质可能产生的偏差甚至背离的相关研究，而且也没有着重研究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传播对中国近代企业产生的作用，更多的是对与效率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就现有掌握的资料显示，国内学者对于民国时期西方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以许康较有代表性。许康（1995）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发表关于科学管理法传入中国的源流探索的一系列文章对穆藕初、杨杏佛、杨东莼、张廷金等在我国传播科学管理思想的先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了整理。许康、劳汉生、李迎春（1999）撰写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泰罗——曹云祥生平与事业》以直接发掘的第一手材料叙述有关史实，对曹云祥这位在中国宣传、介绍和推行科学管理的领军人物以及他理论上的贡献进行详细的评述，给予这位国内提倡科学管理的第一人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国管理思想史上以恰当的地位。许康、姜明（2002）论证了熊希龄早年在湖南省内的教育管理和工商管理方面的言行, 断定他已经具有初步科学管理原理原则的想法和实践，甚至可以类比于泰罗等人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的言行。尽管在程度和水平上存在差距，特别是定量和精确化方面，以及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方面远未达到工业国家科学管理的高度，但是若干原理原则已接近20 世纪初国际上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水平。许康、莫再树（2005）对科学管理最初引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明确阐述了穆藕初对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译文以及杨杏佛在《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人事之效率》作为形成近代中国引进这门新科学的前奏曲和明显的标志。此外，蒋国杰（2007）从留学生的角度出发主要针对留学生对于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作了分析，指出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对于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邢福承、刘贵平（2008）及徐敦楷（2010）也对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了研究，但是基本没有跳出通过史料记载对相关人物的实践活动描述的框架。上述成果，对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和汇编工作，有了初步的研究，但在分析和讨论上存在明显的差距，有些论断有待商榷。
许康、肖小波（2002）根据他们近年发掘的第一手史料，对民国时期推行科学管理过程中关于“工业工程”的研究空白进行了填补，不仅引述了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在20世纪20-30年代对“工业工程”概念和学科的介绍，并对其加以解释和评说，将中国的工业工程思想史推前了40年。
张忠民（2003）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的科学管理进行了研究，从中国近代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出发，研究在西方科学管路理论的推动下，对中国近代企业传统官僚衙门式、落后的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的冲击，探讨传统管理模式在本质上与近代企业发展的矛盾。对于诸如康元制罐厂, 商务印书馆等企业率先引进和推行科学管理引发上海企业“科学管理”热潮的现象进行介绍，表明科学管理对于公司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相当一批公司企业都逐渐建立起一些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机构，对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以及企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海作为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点, 不仅是近代中国企业制度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发源地及最积极的推动者，代表了中国民族企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积极探索具有中国自身民族特点的企业管理的有益尝试。林德文（2006）也认为中国近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方法的形成，是一个主动探索与对世界先进管理理论的学习、借鉴和吸收相伴随的过程。他回顾了上世纪前叶中国民族企业界对当时新兴科学管理思想的探究和实践，认为科学管理思想的根本，是把人看成是“经济人”，是通过人与机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动作，以一种最可能快的生产节奏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其实质不过是对人的物化管理，表面上那种人与机器的协调，却蕴积着劳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的潜在因素。因此，在当时科学管理实践中十分明显的负面效应影响下，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重新考虑本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具体实际，重新审视、探索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问题，这就为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对接，从而为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机遇。就如何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来有效地引进、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提出了新的思考。
世界各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军队、行政事务等各种领域的管理，还进入高等学府成了大学正式课程。科学管理对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荷兰、前苏联和日本等许多国家的管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关于科学管理在中国如何传播，国外没有相关研究，也不可能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同这一课题有关的国外研究，主要是就科学管理思想本身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在科学管理的发祥地美国持续半个多世纪，一直有人在对泰罗及其团队的理论贡献、工作效果，乃至科学管理的资料考证进行研究。科学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在西方学者眼里不具有普遍的或者典型的意义。以苏俄为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在1918年春天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来以后为恢复经济加强生产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主张借鉴美国的泰罗制，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之上，列宁将苏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途径定位为国家资本主义。叶尔曼斯基对泰罗制作了全面的研究，在1918年，出版了他的《泰罗制》，1922年写成了《科学的劳动组织和泰罗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人们一直都在研究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苏联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后，迅速走上了以五年计划为标志的泰罗式发展道路。但是苏俄推行泰罗制，不是从微观层面来改进企业的管理模式，而是直接介入到国家的宏观层面，通过建立新的国家管理形式来直接实现社会的转型。但对于这些传播，国外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的同类研究提供参照系和方法借鉴。
三、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及推广的理论影响
（一）1.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推广及应用中对近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探索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转型阶段，民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和发展机遇。此时一些思想比较先进的中国民族企业家开始主动接受、传播和实践以泰罗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思想，将科学管理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对于企业的管理效能和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民国时期西方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结合了特定的国情和企业的具体实际，有助于在研究科学管理思想在对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影响状况中，重新审视、探索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问题。
（二）2.科学管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选择、调整和变异，从中分析“西学东渐”在管理学领域的表现及其学术地位。
民国前期，西方科学管理思想被引入中国以后，在理论传播与实践推广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选择性吸收和调整，科学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内容与原产地有所不同。穆藕初作为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早期传播者和积极实践者，在企业推行科学管理过程中非常注重“中国化”、“民族化”的推广方式。例如他要求各种技术名词、操作要点要译成中国工人易懂易记的条文，西方的度量衡也要换成华制，使工人能“直捷痛快，易于取法”。由于科学管理思想不同于其他西学学科的应用性，其在华传播面临的问题更加直接，即中国如何接受西学？因此，分析科学管理在华传播的经验、教训以及影响，对于从学术角度加深认识西学东渐的社会效果更有价值，同时也能对管理学如何“西来”、如何“东变”，形成规律性的认识。
（三）3.管理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探讨
科学管理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地得到推广后，也引起了中国近代企业中广泛的重视，在穆藕初、杨杏佛等人的推动下在中国近代企业中得以推广实施。但是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实施过程中推广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在推广过程中企业对于科学管理的实施哪些部分选择对西方的保留，而哪些部分依旧是沿用本土的，或者在推广科学管理过程中是如何完成改造以适应本土的。厘清科学管理在中国实施的这些方面的内容，可以对探讨管理学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
此外，辨析近现代科学管理在中国传播的当代遗产，有助于了解科学管理传播的后续影响，弄清当代是否还需要科学管理“补课”以及发展问题。
四、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播及推广的实践意义
（一）1.对当代的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提供参照
民国前期，西方科学管理在中国得到了一定传播，并且在企业管理中付诸实践。公司组织的内部管理, 以及现代公司中的会计制度等等已经得到企业界的普遍关注。以最早采用现代科学管理并且取得较为显著成绩的上海康元制罐厂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国内率先采用近代的“科学管理法”，对原有的管理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变革。包括管理体制及机构设置方面，企业内还实行一套成本会计制度，实行岗位劳动定额，制订产量质量标准，规定了较为合理的工作标准改革行政管理制度, 并建立起了一套有关生产计划、产品开发、成本核算、设备维修、营销策略等的合理化管理体系。尽管在推行科学管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强烈的抵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科学管理中汲取的很多方法与原则对于近代企业管理效能提高和企业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2.对当代如何学习和应用西方管理方法与技术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对西方科学管理的传播与推广是较为成功的，在传播的过程中一批有留学背景的企业家如穆藕初、杨杏佛等人对科学管理相关文献的翻译整理，实现最早将科学管理引入中国，并且将相关理念和具体方法、原则付诸实践。同时在30年代创立的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为突破原有管理观念和方式对科学管理思想传播与推广的阻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宣传、普及和实践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三）3.对当代如何更好的实现西方管理学的普及和推广以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新思路
民国时期对科学管理的传播是一个主动探索与寻求世界先进管理理论的过程，呈现出的是管理思想国际化推广与中国本土化相结合的学习、借鉴和吸收相伴随的过程。中国近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方法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受到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以及如何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来有效地引进、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理论做出论证，这将对当代如何更好的实现西方管理学的普及和推广以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新思路。关于探讨西学传播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以科学管理思想为例，在民国时期引入国内之后，其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怎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会产生，变化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中国情境下管理学研究中很值得探索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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