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学语言思想的表达：以《白鹿原》为例

近些年来，对于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评论界评价不一，有批评之声，也有高度的赞扬，这些争议使得《白鹿原》这部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白鹿原》的创作获得很大成功，原因就在于他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在现代小说中独树一帜。自出版发表以来，将其艺术魅力从文本层面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进行了多种艺术改编，诸如话剧、秦腔、电影、舞剧等。相信在未来对《白鹿原》的研究将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一、《白鹿原》的地域性语言

在这部小说中，陈忠实先生对当地的方言和土话进行充分的应用。关中方言词和土话在整部作品中大约出现了1100次，而所使用的方言词超过180个。例如：“咥”（die）字这一关中的方言词语同普通话中的“吃”意义相近，是吃的方式之一，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感情色彩，可以理解为大碗盛食，吃出快乐和氛围。在整部作品中，“咥”字被多处用到。比如在第三十一章中，白赵氏向兔娃说道：“干重活就得咥饱啊，兔娃。”而在第十三章中，黑娃在骂十兄弟中的其中一位时说道：“仨月的受训白学了革命道理，不要钱的肉菜蒸馍白咥了。”

陈忠实在关中出生，也在关中长大，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是从关中地区的文化开始的。关中地区的文化早已经在他的生命中渗透了。对于关中他有着深切的迷恋，《白鹿原》的创作是在对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深刻感知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作品中所特有的地域性语言，也是他对关中地区独特体验和感悟的结果，其中传达着他对于关中的关切和生命的思考。所以，《白鹿原》所具有的地域性语言是同陈忠实先生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联系的。

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要拥有同人物形象相匹配的、个性化的、地域性的语言。正是这种地域性语言的使用，我们才能够对人物形象有一个真实、具体的认识，能够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白鹿原》所描绘的是关中地区农村人民的生活和命运，自然所塑造的人物必须符合这种环境下所特有的风貌，而人物语言也必须具有地域特色。陈忠实先生在进行《白鹿原》的构思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国内文坛有着广泛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白鹿原》以关中语言为主要语言，既考虑到了市场和读者，也考虑到了在当时语言环境下需要进行创新的情况。正是这部作品中的大量关中语言将现代派语言垄断文坛的局面打破了，改变了一味追求语言方式创新的创作，而更多的重视思想内容的表达，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和欢迎。

二、《白鹿原》里矛盾的创作心态

在这部作品中，白嘉轩坚定地执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崇敬朱先生，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他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而这来自于他对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和处世原则的重视与恪守。对于传统文化秩序，他进行着积极的维护，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在皇帝退位、帝制结束后，全部族人都产生了生活的困惑，这时他将朱先生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乡约”请来维持全族的生活秩序。“从此再没有发生过偷鸡摸狗的事情，那些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的赌博营生也都散了摊子，而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事件再没有发生过，白鹿村人人都变得文质彬彬、和颜悦色，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轻细柔和了。”这说明封建道德也有积极的作用。想必大家都知道，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讲究道德修养，重视仁义礼节，推崇中庸之道，强调宗法理念等，而这些在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但是他们对于传统道德不仅限于遵从的层面，而产生了屈从的态度。所以讲究仁义的封建道德最终造成了田小娥和黑娃爱情的悲剧，也造成了白孝文的鞭笞和白灵的出走。在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进行描述时，陈忠实先生出现了内心的矛盾，既希望对儒家文化、仁义道德进行努力的张扬，白嘉轩和朱先生就是儒家文化和传统仁义道德的代表；又不得不面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私情不被儒家文化所接受的现实。事实上，如果将他们的爱情拿到当今时代，也可以称得上是颇具浪漫的爱情。

最开始，田小娥对于黑娃仅仅是性爱的依赖，到后来逐渐上升到超越世俗的爱情。然而黑娃的父亲鹿三并没有同意他们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因为他们这种关系不自觉地蔑视了传统文化，背叛了伦理道德。而白嘉轩连进入祠堂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朱先生也很瞧不起田小娥。白嘉轩和朱先生最后将他们驱逐出了白鹿原。他们两个最后只能在原外买下一个窑洞，生活贫贱而清苦。正是这件事情使得黑娃在原上做出了一些违背传统道德的运动，比如风搅雪，参加红军，做土匪将白嘉轩的腰打折；也正是这件事情，田小娥过着出卖肉体的生活，勾引白孝文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情，最终被鹿三杀死。在对白孝文这个人物形象进行描写时，作者同样有着复杂的矛盾心理。白孝文作为白嘉轩的长子，威严而刚毅，有着同父亲相同的治世标准和处事原则，是在农业文化模式下由白嘉轩培养出来的理想的族长接班人，深受正统文化的熏陶，有着诸如尊上、唯命、安分、守成的正统人格。在父亲的庇护下，他过着优越的生活，却在田小娥的勾引下，从不懂男女之事开始，到后来和田小娥成天厮混，最后落得只能去做乞丐，乞讨度日。他的悲剧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在于对传统伦理纲常的背叛和对封建权威的蔑视。作者在对这些封建文化中的仁义道德进行不断地赞美时，也意识到不能够对这些仁义道德发起挑战。白孝文最终走向了反叛之路，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鞭挞充分体现出来。

三、《白鹿原》文学语言的真实感

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和革命观以及对人生和历史的观照都是值得肯定的。正是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作者才具有了如此大的智慧和勇气，能够对当时的时代和生活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而小说正因为这种反思获得了真实感，才能够冷静、准确和令人信服地将推翻满清政府的国民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合作斗争史表现出来。在国民革命的初期，国共两党都拥有很多热血青年和民族精英；然而正是因为在革命初期，两党在革命活动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幼稚简单的一面，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共同造成了两党的许多错误决定和活动。如果人为为这段历史涂上亮色，最终禁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将这一切准确形象地描绘出来，却不会损害历史的辉煌。作品的第十六章中写到，当白灵和鹿兆海在决定加入哪个党组织的时候，以掷铜元来决定，后来在命运的错误安排下，他们成为各自原来所在党的成员，不能断定这是他们的年少无知，只能说是命运的捉弄以及世事变幻的无情与无常。此外黑娃被杀，白灵被埋以及三十六军的覆灭，此类种种，我们不能贸然说明革命党人的愚昧落后与无知，只能说这是历史大潮前进中的必不可少的狂风骤雨。这些是我们从愚昧无知、衰退落后的历史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然，因此当陈忠实无比坦诚地告诉我们他在白鹿原中表现共产党和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时，虽然共产党不可避免地犯了种种错误，但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他没有明确地反对，有的只是无奈的叹息和告诫：“我们不能再错杀白灵这样的好同志。”笔者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这样的说法，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未知和复杂，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品，都包含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