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女性文学形象的变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而现代性的体验对于城市中活跃的知识女性来说，尤为鲜明强烈。既有别于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古典淑女，也明显不同于《青春之歌》里受意识形态挟持的现代烈女，当代知识女性上承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中借改革开放30年春风，内接自身独特的成长历程，其文化精神和城市精神一起成长。笔者认为，当代女性文学形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精神嬗变。

张洁小说中“生活的强者”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洁的小说对现代女性精神塑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方舟》中的女主人公，都是被正常的生活轨道抛出来的“大女子”：自尊独立，优秀刚强。她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百废待兴之时，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投入职业生涯的第一代知识女性。’三个离婚女人——梁倩、荆华和柳泉，分别是导演、理论工作者和翻译，性格各异，职业经历不同，每个人身后都有着荡气回肠的故事。在她们身上，不仅承担着几千年来“女人是第二性”的这种传统因袭偏见，同时沉闷腐败的社会生活也给她们的生存投下了阴影。因为对男人世界共同的失望，她们走到了一起。在这个“寡妇俱乐部”、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就是柳泉没有成年的小儿子。

在当时的中国，“离婚”是一种和世界决裂的姿态。不管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没能和男人世界达成应有的妥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反叛。离了婚的女人，在时人心目中地位处于妓女和良家妇女之间。“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不属于自己的丈夫，那就属于所有的男人。”（《收获》，1982第2期）于是她们在社会上打拼，不管是上司还是生意伙伴，甚至帮点举手之劳的陌生男人，也想趁机占点便宜；她们要自己扛面袋、换煤气罐，所有家庭力气活自食其力；她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要承受小朋友们的凌辱和围攻。张洁写出了她们内心的苦闷、孤独、挣扎和发泄。在个人情感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三个女人用柔弱的肩膀共同支撑起一个“家”，在寒冷的夜里互相关怀、取暖。既然没有人为她们遮风挡雨，那么自己含着眼泪，也要坚强。

因为走出家庭，她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于事业。但是，即便长得好看，她们也绝不以色相取悦男人获得事业成功。她们是各个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建设者，干着更多的活，挣着较少的钱，获得几乎没有的名，但无疑也是生活的强者。她们在各自的工作中表现得既踏实又出色，在当时还不讲职业伦理的中国，作为较早的一代职业女性，她们以自身的知识、智慧和才情献身事业而无所求，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女工程师童贞，《人到中年》里的女医生陆文婷等。这一代女性用自身孤独奋斗的身影，诠释着自立的内涵。她们也许曾经有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爱而不能，只好在古老的爱情伦理边缘止步，终生默默地守望，承受着孤独（《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第11期）；她们也许曾经为人所负，但并没有因此怀疑爱情，依然在内心用等待诠释着永恒（《祖母绿》，《花城》1984年第3期）。男人带给她们的疼痛，社会带给她们的创伤，传统带给她们的重负，她们都和生活的苦酒一并咽下。她们沉默坚强，细心柔情，在各个岗位成为时代生活的中坚力量。

在这一代知识女性身上，更多的不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而是独立自尊的人格的觉醒。她们有女性的敏感脆弱，更有知识分子的冷静从容。既然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就要勇于承担生命之重。她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在男人世界中靠自我奋斗获得认同。她们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女人，虽命运多舛但内心渴望健康常态的人生，向往纯洁忠贞的爱情。这一代女性形象总体来说其精神位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对于传统道德，她们的态度是保守的，她们大多是现代的淑女，宁可痛苦一生不会越雷池一步（去做情人）。对于社会主流价值，她们总体上是归附的，以实现自我与造福社会为荣，因此她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健康进取的。她们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而不过度自恋、张扬自我。

陈染笔下的“城市边缘人”

第一代知识女性看上去很现代，骨子里却很保守。这种古典精神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开始遭遇下一代人的反拨，9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与前辈完全不同的知识女性形象。80年代知识女性都是普通青年，认同主流价值，而90年代知识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更接近于文艺青年，蔑视主流价值观，徜徉于幻想世界。她们叛逆、孤傲、忧郁、感伤，蔑视那些和生活妥协的人。陈染笔下倪拗拗和黛二们脱离人群，逃离社会，是天生的城市“边缘人”。她们出身在优越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中也没有遇到过大风大浪，却因为敏感对生活绝望，对人世任何事情提不起精神。她们人在此世，而心永远“生活在别处”。陈染曾引用一位外国哲学家的话：“我们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无力出生。”（《陈染访谈：性在精神上应体现美好和诗意》，载于2001年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如果说张洁的主人公是入世的，那么陈染的主人公就是避世甚至出世的；如果说80年代知识女性是孤独的，那么到了90年代就不仅孤独，而且颓废；如果说80年代女性精神是古典的、传统的，那么90年代的精神就是现代的、浪漫的。如果说前辈人勇于承担生命之重的话，这一代新女性形象在于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一种失重的感觉。在倪拗拗们的眼中，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那只愿意妥协的胖猫，而她们却天生是宁愿饿死的小麻雀。“沉思默想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这种‘游戏人生’的一片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场景中，的确显得不适时尚。”（《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P7）她们从异国到北京，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在城市与人际之间漂泊，似乎天生喜欢离群索居。像古今中外所有的“零余者”一样，手头无钱，心头多恨，愤世嫉俗而又曲高和寡。她们的感觉异常灵敏，灵魂更加精致，不肯与浊世同流合污，“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同上，P1）她们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而非前辈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我知道，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都将充满伪饰和谎言。”（同上，P4）她们像上帝遗落在人间的天使，或者披着隐修衣的现代修女，她们高度自恋和自闭，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她们与80年代知识女性并非没有精神上的联系，也许前者正是她们精神上的母亲。在《私人生活》中，“我”爱恋的对象——一个优雅迷人的寡妇桌子上，放着一本《方舟》，也许不是偶然的。可以说陈染一代是读着张洁的小说长大的。如果说80年代知识女性形象侧重人的觉醒，那么，这一代知识女性更侧重性的觉醒，尤其是女性主体意识和生活感觉的觉醒。《私人生活》里的倪拗拗对父亲的世界绝不认同。在她看来，父亲、公狗索菲亚·罗兰和T先生是一个物种，而保姆、母亲和“我”是另一个物种。父亲播下了生命的种子却以专制的方式对待家庭，而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启蒙老师T先生，带走了我的童贞，也带给我堕落的情欲和成长的阴影。与对男性世界的疏离憎恨相反，女性世界于我而言充满了温情。我同情奶奶的被驱逐、遗弃，对母亲充满了依恋，也深深爱着从小到大伴我成长的和寡妇。这个不幸的女人有着贵族的血统，病弱、细腻、忧郁、深情，她以成熟女性的温爱待我，我是她寂寞人生唯一的伴侣，我的毛衣从小到大都是她倾心织就。她没有儿女，对男人世界绝望，我们相依为命，少年的我曾诚挚地表示将来愿意为她养老，这让她感动得泪流。在我长大之后，我意识到她的存在是上帝温柔的赐予，她仿佛一直就在那里等我长大，等着和我生死与共长相厮守，而当我终于觉醒想要在她那里实现灵肉合一的完美之爱时，她却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丧生。

一场大火带走了我相濡以沫的忘年爱友，而一场政治离乱也以同样仓促的方式带走了我的初恋情人。80年代的结束以一颗流弹为隐喻，它击中了我，让我猝不及防。虽然我一直坚持个体本位，逃避社会生活。周围的空气里却弥漫着仓惶与变动，从四面包抄而来。我因受伤住进了医院，而我的母亲则不胜病痛倏然离开人世。几个月的时间，三个最亲密的人，我和这个世界相连的脐带，都被强有力的命运之手剪断。世界发生了变化，相爱的人在大风中失散，孤独敏感的我在这样的打击面前，几近失心而疯狂。“我”精心构筑的感觉世界是唯美的、感伤的，却也充满了虚幻的、病态的色彩。它像温室中的花朵，无法面对真实的人间风雨。80年代如火如荼的热情在倪拗拗的感觉世界里，只留下如烟如梦的迷茫，仿佛染上了一种高贵的洁癖，她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现实。时代像一列疾驰的火车，义无反顾地驶向未知的远方，那里容不下顾影自怜者’的迷梦。倪拗拗们追求完美的爱情，但总是中途夭折；向往纯美的人生，而周围弥漫着难以忍受的龌龊，正如作者所言，“我”是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卫慧小说中的“新新人类”

与陈染的主人公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卫慧的小说也是彻底的文艺范儿，甚至带着新世纪的波西米亚风格。陈染的主人公是这个世界执拗的不合作者，而卫慧的主人公早已经超脱到对一切无可无不可。她们不是弃世，而是玩世，是新世纪的弄潮儿。

作为都市的“新新人类”，卫慧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80年代知识女性面临的道德压力和事业压力，也没有倪拗拗们因不合群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社交压力。相反她是天生的社交动物，对感官享受的着迷让她醉生梦死般地合群。对于倪可来说，生命不会再是沉重的，因为她有能力让一切举重若轻；她也不会嫌世道肮脏，因为让堕落开出恶之花就是她的天性。她们吸毒、饮酒、乱交，享受瞬间的耗尽和感觉的迷狂。

如果说张洁的主人公重在独立人格的觉醒，陈染的主人公重在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么卫慧的主人公则更看重女性生命欲望的觉醒。在文化上，倪可和倪拗拗一样有着敏感精致的灵魂，她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她自己出身名校，熟读中外名著，听精致高雅的欧美古典音乐，出入各种高级休闲会所和酒吧。也许她在文化上的激进和前卫不亚于苏珊-桑塔格。然而文化的先锋带来的却是行为的放纵。道德只用于束缚那些不能解释道德的人。倪可们把世俗道德看作保守的迂腐和平庸的恶俗。她们反对主流价值观，在欲仙欲死的人间迷梦中，在浮世男女尽情交欢的床上，人间一切道德都被解构了。

倪可翻转了古往今来女人在爱情中的被动角色，一跃而居上位，成为现代性中的强势主体。她爱天天，他们发自内心彼此欣赏，在精神上相互温暖。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肉欲的真实爱情。她明白自己对天天的爱，也明白自己在天天心中的位置。但正如史铁生《务虚笔记》中的诗人L一样，她同时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好色之徒。在爱侣与情人之间，她过着灵肉分离的生活。按照昆德拉的解释，“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感情，前者是情欲——感官享受，后者是爱情——相濡以沫。”倪可把天天定义为爱情，把马克定义为情欲。和廖一梅《悲观主义的花朵》中的女主人公的性道德观相近，倪可也认为和男人上床天经地义，不小心爱上某个男人才是耻辱。所以她刻意标榜自己和马克之间没有爱情，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应该看到，倪可爱她的写作，为了天天的期许，也为了自我实现，她像80年代知识女性一样懂得个人奋斗。就此而言，她的性格中一面是马当娜，一面是她的表姐朱砂。如果说倪可的形象尚有些另类的话，那么朱砂则代表了今日中国大多数知识女性的生活理想诉求。卫慧称自己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半自传体写下这一切，是因为她把这看成是自己为青春寻找到的不同寻常的意义，是一种纪念和一个开始，也是让自己继续对这世界保持好奇和爱的一个重要理由。

结语

随着全球化浪潮以及本土现代性步伐的深入，女性生活的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其生活样式也更加光怪陆离。知识女性文学形象的变迁既与其各自作者的出身经历有关，也折射出她们身后时代精神的光谱。从生活的强者到城市边缘人，再到新新人类，知识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从主流到边缘到另类，在大众印象中越来越非主流，在自我认同上越来越有个性。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有思想、能创造、懂品味、会生活的一群。男人改造着世界，而女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着男人。她们越来越有魅力的存在，将继续成为现代化都市中不可或缺而又值得玩味的亮丽风景。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