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另一重大社会生活理念，被理解为人的生命价值本身。这在“不自由，毋宁死”格言的决然、倔强和好斗态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被称为最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说：“缺乏自由，那只能是虚无和死亡；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19)也许，人们谈到自由时更多地指公民自由或者说社会自由，但还有另外一种自由形态即意志自由。前者在社会统治的历史教训中生长出来，作为反对或者说对抗过度统治的要求和权利设置而存在，属于一种消极的防御性政治补救措施，随不同地域或民族所遭受的暴政的差异而有不同理解和具体举措。后者产生于对人的精神的哲学分析，在一种对生命的多情善感式的想象中得到了形而上学论证。虽然二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视角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意志自由是公民自由的逻辑基础。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的意志，就根本不能设想各项公民自由的存在合理性和不可损害性；如果没有作为本体的意志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在如何对待和落实自由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亦即没有公民自由状况的描述和评价。自由概念和自由权利的提出，至少在政治社会学的意义上获得了公众广泛的支持，它得到了良好的道德声誉，被融入了道德情感，因此成为人的尊严的代名词，煽情地鼓动起捍卫它的毫不妥协态度。这种自由情结给意识形态话语的以言行事的事前仪式设定了消极条件，即不能采取代替或限制他人思考的方式，甚至不能有其嫌疑，不能在表达自己观念和意志前设置某种损害他人自由的倾听条件。相反，必须保持尊重个人自主的姿态，在帮助提供自由选择机会的面孔下开展意识形态的传播。社会契约论之所以取得较大的历史成功，也许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它得到了道德上的同情，呼应了人们心底的生命冲动。因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首要策略就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所提供的生活可能性，想象性地创造出可以付诸实施的自由方案，或者给予一种社会管理手段以自由主义的解释。对于意识形态的以言行事来说，这也就是设计话语组织形式并努力赋予其以自由意义。智慧地而不是生硬地召集听众，把意识形态的强制目标寓于真理的寻求形式中而使意志隐形或者说退居幕后，是意识形态以言行事的基本要求。

在皮埃尔·勒鲁看来，平等是更重要、更基本的社会关系准则，是自由的前提。“平等是一种神圣的法律，一种先于所有法律的法律，一种派生出各种法律的法律。”(20)因此，也可以继续推论说，平等是民主的逻辑根据，即因为人们是平等的，所以对于社会事务都享有当然的参与决定权。在现代社会，平等与否的问题如此敏感，以致与道德感紧密联系，令人自然联想起一种社会关系状态的道德状况，以之作为社会关系的道德评价尺度。关于平等的论证不那么抽象艰涩，卢梭用一种理想生活的假设方式便使之深入人心，获得天赋人权的称号。社会关系中的平等预设以其内在的社会受益普遍性，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社会政治支持，一扫长期的社会等级制历史范式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现在，等级思想已经难以公开登场，平等替代等级成为绝对的社会公共理念和社会关系要求。取缔等级制度是社会关系模式的根本转变，意味着人们关于任何社会关系的基本预期和立场。对于意识形态的以言行事来说，它决定话语表达的基本方式和前话语仪式必须具有平等形式，而不能有话语优势的预设。因此，在平等原则下的意识形态以言行事，要完成真实听众要素的构建而完备“成事”的基本结构，就应该承诺给予每个人以同样的话语资格，在开放而不是设定或强加讨论结果的形式下开场，从而刺激他们进入意识形态思考和选择的兴趣。

　　综上所述，在民主、自由、平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关系基本原则语境下，意识形态的以言行事要找到自己真实的施为对象而不至于注定成为奥斯汀所谓“空的”的以言行事话语，就必须塑造自己的社会交往姿态，采取以退为进策略，布置真实的商谈场景，在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开放、互相倾听的对话性交往关系预期中，释放某种意识形态的以言行事动作。不预设任何人的特殊话语地位，这是现代人对“对话”的理解和进入对话并接受对话结果的条件。在如此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以言行事的前途，取决于以言行事的话语内容的真理力量和话语表达技巧。意识形态都有实行普遍统治的冲动，但它为收揽大众即寻找“布道”对象的前话语形式或仪式却不能直接就是统治性的，而必须是在轻松气氛下的对话“要约”。在当代，诉诸共识这种意识形态的姿态是意识形态以言行事交往行动的成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