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东亚海域贸与格局的变化，海上走私活动转移到杭州湾外的舟山群岛，以双屿港、烈港等为中心。徽州位于皖南，与浙赣两省为邻，在新安江通往杭州湾，自徽州入海尤为便捷，新安江成为联系海洋的纽带。正在崛起的徽商，面对因应世界新兴起的海洋热，自然不可能置身于外。以汪直等人为代表的徽商，对时代富有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的脉搏，所以敢于加入向海洋挑战的世界性行列。他们这种超前的思维和举动，自当不能见客于当时的社会，更不能为当道者所容许。这段聚讼纷纭的所谓“嘉靖倭难”的历史，相信我们的后人将对之做出永无止境的对话。
如果我们那时的朝廷与时俱进地采取“走出去”的路线，鼓励民间资本向一个未知的海洋世界的冒险，那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的历史可能就会被改写了，但很显然历史从来都是不能够去加以改写的。在这个意义上，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所发生的过去， 种封闭而孤立地看待世界的眼光，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从来都只可能是 个错误的开始，最终只可能是以 种无法避免的悲剧而收场。
二、互惠与文化自觉
在这种当代意识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去学会用一种互惠和交流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世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学会去和这个世界发生一种真实的接触与互动，理解在不同文化与社会制度背景下的互动交流的本质，即在这背后是一种对于一般性的互惠观念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古人原来没有互惠的观念，恰恰相反，在那样的相对原始的社会之中，实际充斥着的是各种形式的互惠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本人类学的民族志经典中已经把这问题呈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但要清楚那种互惠往往都是处在一种文化的无意识的状态之中的，但在今天，我们却有必要把过去的那种互惠观念的文化无意识转变成为一种文化的有意识，即一种建立在个体自觉基础之上的文化自觉。
对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文化自觉是从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中感受并体会出来的。我之前曾经做过活跃在华北乡村社会中的各种庙会组织的调查，应该说，华北庙会组织的结构和丝绸之路的基本结构没有两样，只是存在空间范围大小以及族群多少的问题。这其中核心的共同性就是往来互通之中的礼物互惠关系的社会培育和保持。我们现在国家拿着那么多亿的镀去中亚“送礼”，也是希望接下来有一种贸易上以及伙伴关系上的良性回馈和互动。而在我研究的范庄村那样的一个华北村落中，我们老百姓也会拿钱送给神，用舞蹈和唱经去娱神。很多人可能不大会理解，为什么到庙里来之前，外村来的人要和村里人比着要一起跳舞昵？这显然不是平白无故的跳舞，这是他（她）们在专门跳给神的，这样的舞蹈才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在神的护佑之下给神的一种反向馈赠，对此一种身体的舞动以及伴随着舞动而有的礼物的呈现，便是他们全部情感的最为直接的表达，以此而实现着一种人神之间的互惠关系的达成，没有这种人神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世俗性关系是难于获得一种长久保持的合法性的。也就是在没有村神的感召之下，人群分离的速度远远大于其聚合起来的速度。而这恰好就是人之所以借助各种形式的表达而实现聚会目的的根由所在，而在纯粹世俗的社会中，即在已经没有了人神关系强力维系的社会之中，这种聚会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也越来越松散，这种不可能和松散的原因就在于入神之间一种互惠关系的被切断或打碎。
这里有一个借助超越性的神的存在而构成的一个往来交换的圈子，在周期性的跟村神的交换之中，实际上也完成了人群和人群之间的交换。在华北的庙会联系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家相互通过互惠关系而串通起来的圈子不断扩大的往来互动的联系，这个圈子既可以被我们当成是一个经济圈，也可以被当成宗教力量影响的一个圈子，还可以看成是帝国以及国家政治力量要去控制的圈子。换言之，它是民间乡村社会物品交流以及互相人情往来的圈子，同样在过去的时代也可以是一个借此培植秘密社会，发动造反的一个圈子‘引。当然，在这个互惠关系的背后是一种严格的对于平等逻辑的追求。这种平等是建立在一种相互性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平等并不是指相互之间的一模一样，不是均质化，而是各自保持着差异的一种关系上的平等。如何理解这种关系上的平等？根本的是要有一种对于相互之间平等的感受，这种感受又是建立在相互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一定意义上而言，西方人所带给我们的人类学是一种不平等的人类学，也就是相互之间没有互惠关系存在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从骨子里相信遥远的他者就是一种那里的、那时的野蛮的社会，而堂而皇之的文明就在西方社会的现在或当下，即在西方人这里，但是他们所认为的“那里”都不是一种西方中心的价值观所拥有的，而只能是在他者“那里”才会出现、发生和存留的。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边疆，根本上就是曾经被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自我中心意识所界定为是边缘的野蛮社会的边疆，因此，在我们今天再去使用“边疆”这一概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又小心，一定先要问一个究竟是“谁的边疆”这样的问题，而不要被这些预先带有一种西方价值判断的观念所牵引着走。
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图2这张图片是差不多100年前美国一本流行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附属的一章图片。当时的中国人，即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少数民族在内，都被大清朝的辫子所代表了，图中西方人将我们的这根辫子当成是一条猪的尾巴来描绘，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达尔文的再解释——中国人和猪的创造”。而要知道，这样的图片在当时是非常普遍和流行的，当时的美国人大概并不认为这样去思考有什么特别的不妥，而今天他们作为一种觉醒应该深度地反省到了这是一种对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蔑视。尽管时光荏苒，但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占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中在骨子里难道真正能够摆脱掉这样一种潜在的由进化观念而构想出来的等级性的文化差异的观念吗？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弄清楚，但可以去实实在在地考察一下美国乃至于西欧今天的民族问题，或许很多的问题会一目了然。而法国在此前不久发生过的《查理周刊》遭袭击的事件，不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吗？
在这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分类的问题，即我们把一种本来不可分类的变动不居的民族存在状态做一种使之类别固定化的分类处理，由此而必然带来的在民族识别上的一些困难和曲折。而面对作为有着自主行动能力的个人以及由这样的个人所组成的各种类型的族群，它的生成和寝变都是依照一种不断进行之中的分与合的原则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到最后可能就是不可分类的，因此在概念上是可以把这个族群的人说成是侗族，而另外一个族群的人说成是苗族，而且在牵涉到政治权利以及实际的利益的分割上确实是有其划分意义的存在，但是在族群比邻而居的空间中，这种区分实际上是难于真正的实现以及划分清楚的，很多时候往往都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八以及相互依赖的存在形态。但一旦分类成为族群分化的一种主导思维，那对于不可分类的族群也就只能是迁就于可分类的了。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生的身份证，他在贵州办的身份证上写的是穿青人，那写得很清楚，在贵州穿青人是享受少数民族待遇的，但是他来北京上学，在北京的派出所里换了新的身份证，但这身份证上的“穿青人”的族称就没有了，而是变成了“其他”，身份证是很个人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己身份认同的标志，“其他”就意味着难于分类，而且还把他打八了不可分类的另类的冷宫，想想看这个学生在拿到他的身份证前后一对比之时会有怎么的情绪感受？很显然，我们的民族问题往往不是出在大的理论问题上，而恰恰就是在小的物质性以及观念性的界定上会出问题，到头来会引起对不可分类的现实做一种强制分类的束缚，到头来使得个人和群体的认同都会出现自我的困境和冲突。
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咨询电话：029—87362792 13379268759
副总编：张义学
《新丝路》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一本综合性社科类期刊，国内刊号CN61-1499/C，国际刊号ISSN2095-9923,邮发代号52-248。这是一份随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应运而生的新型刊物，由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陕西省社会发展研究会主办。
中国知网收录网址： 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q/CJFD/XISL?Year=&Issue=&Entry=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