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意识下的“新丝路”

三、两种意识形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该以怎么的姿态去看待在根底上有着族群多样性存在的所谓新丝绸之路的问题昵？我认为需要从反观历史的角度上去重新思考这条道路或者这个经济带的建设模式该向哪个方向去前行的问题。这条道路所展开的建设思路与过去近百年以来中国建设的整体思想方式是紧密相关的，一次而不得不做一种历史的考察。

一般而言，这100多年来的中国政治思维的方式可谓有2种，一种是所谓拆的逻辑，另一种就是建的逻辑，二者可以说是国家建设中的两种最为极端的形态并在中国得以实践，而其他的形态都不过是在这极端的两者之间做一种摆动的中B形态罢了。这里所谓拆的逻辑就是将现存的任何事物都先行破坏掉，借助不破不立的古训，先是否定和拆除，然后进行反思，最后就是推倒重来的革命，列宁的那本《国家与革命》在今天依旧值得去读，他从拆的逻辑上把国家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讲得最为清楚和透彻，他曾经坚定地说，只要不消灭国家，所谓的民主和平等都是没有用的，这种彻底的革命观今天可谓是一种过度极端的做法，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崩解的后果也是惨重的，因此真正在意它的人也不会太多。但在我们实际生活里这个拆的思路是有的，比如北京街头很容易见到的那个“拆”的符号，它不仅是一种实际的建筑物的拆除，也是一种曾经占据主流的拆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沉积与转化。

在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中，包括鲁迅在内的社会改革者，乃至于所有早期的革命者都将自己奋斗的理想建立在这个“拆”的思考之上。鲁迅通过《呐喊》《狂人日记》反映了这种愿望，而其他的人，包括“五四”运动的诸多引领社会潮流的人，都借助反传统而彻底地表现出自己对于“拆”的信仰和实践。但这种观念在一个社会走上一种有序建设时期就可能隐含有一种权力的支配，很显然北京街头可以很容易见到的这个“拆”的符号没有人会将此写到某一幢高楼大厦或者高墙深院的墙壁上去，而只能是写到被国家、社会精英以及各自的利益相关人所界定为是需要改造、需要拆迁、需要被重建的那些可能几辈子人都是在这里居住的老旧房子的墙壁上面，而那些等待被拆迁的人很显然都是这个社会中最为普通百姓，他们同时也是这个社会中发不出来声音的弱者，但却无疑也是这个社会中文化传统的坚定的捍卫者、守护者和传承人，但很显然他们却没有这种维护自己生活的基本样态的权利，那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住在这些待拆的房子里的普通百姓，他们住的房子也许可能有100年甚至更长，肯定要比很多人的寿命都要长，而且这些老房子也确实漏雨，但我们作为并非在里面居住的人，又有怎样的权力可以而且能够把这个“拆”字写到他们住的屋墙上去昵？在这拆的逻辑方面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出来。而最早的那种为真理而不懈斗争的观念背后实际也都隐含有这种拆的思维逻辑在其中，即如果不能把这个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打成稀巴烂，不将它所有的现存制度都推翻掉，那新的秩序就建立不起来。很显然这些都是最为极端的拆的意识形态，而经历了“文革”的人大约都知道这套急功近利的革命的逻辑对社会秩序的构建所造成的危害以及长期的难于恢复元气的社会事实。

而与拆的逻辑形成一种对照的则是一种建的世界观，随之而构成了一种建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世界观实际是在一种“建”的话语背景下在建构全世界的未来图景，显然不再是去拆掉这个世界，而是在寻求一种具有共同意识的建的发展路径。对于世界上所存有的各种文化宝库，我们将它们看成是不能对其再任意破坏的文化遗产，通过对于这些零散的、混乱的、细枝末节的遗产的辨别、修缮以及登记造册，形成了一种连接的而非断裂的、欣赏的而非嘲讽的以及融台的而非抽离的新的审美观念，这是在一种“建”的观念下逐渐形成的一种基本叙事逻辑的特征，换言之，人们对于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自然、人群以及所有人造的艺术品不再是去锤炼它，也不再是去讽刺它，更不使之分裂而成为碎片。

我们看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是这样的（见图3），那是一张正在建设之中的图片，那时整个国家的力量都凝聚到要去重新建设这个属于人民的新国家上去。原初的天安门广场也没有现在这么大，你会看到，当时我们就已经有这样大型的推土机把这个象征皇权的空间转变成是一个供新中国的人民可以聚集在一起的广场空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图景难道不是当时“建”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吗？今天高速铁路的建设使得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开始拉近，外加上飞机的全球范围内的往来复去的高速运行，在这样高速度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在可预期的数小时乃至更短的时间里抵达我们实际想要去的任何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3年年底还都不到900亿，2008年就是30多万亿，现在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口袋里都有些钱了，但是人们还是不满足，说还是不够，比如会说相比某人自己还是不够等等，而且，认为国家还是分配给他们的不够，从来都是认为分给别人多了，分给自己的少了，因此总感觉是缺钱。这实际上是一种由建的意识形态所直接延伸出来并凝固在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固化的思考逻辑。

这样一种高速度的“建”的结果就是要使大家能够在短时间里更加富裕，但是在人们富裕起来之后该怎么生活现在却是很少有人思考，特别是在政府这一层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没有这一层的参与，很多的规划一旦形成并实施下去，造成的结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现在的政府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在寻求建立一个经济的新常态，这显然是一种政府自觉的开始。但很显然，我们之前的高速发展已经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并持续地在后来的发展中发挥其效用。各种的高速道路的开通确实从时间上和空间上缩短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距离，但是这也使得人们在旅途中可以发生的故事越来越少了，今天人们行动的目的似乎就变成是要从甲地快速地移动到乙地，但中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却全都被这高速的景物转瞬即逝的交通所淹没了。你看中国西南部的那些崇山峻岭，它们都曾经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道天然屏障，在相互并非方便的交通下，那里的人们安祥地过着自己祖辈上就这样传递下来的生活，但很显然，这样宁静的也富有文化意义的生活在被政府部门借助并非懂得文化意义的工程师们的高速公路的规划设计而使之在逐渐地消失，借助这样一种高速交通的运转，人们从衣食住行上都在改变着自己传统的面貌，人们在这种改变之中，或者说在这种建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也在悄然地将自己传统型的生活丢弃掉了。在拆的意识形态之下，人们也许还可以通过“弱者的武器”的抵抗作用而保留下一些传统，但是在建的意识形态下，因为这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人或一类人对于另外一种人或另一类人、一个地方的人对于另外一个地方的人以及一个层次的人对于另外一个层次的人关怀和爱护，因此它使得人再也无力去做一种反抗，只能乖乖地接受一种文明化的改造和转变。而所有这些很显然都不是古代人所能想象到的，可以想见，最初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步步地走出来的，最初的茶马古道也是一点一点地开拓出来的，但是我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乃至于高速飞机，却是在把人们放置在一个被抽空了的空间之中，所有地方性的意义都因此而被磨平甚至是视而不见了，偶然有的文化旅游也不过是游客眼中一直在追寻的他者，但却不一定是当地人生活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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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编：张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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