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生活在被各种的创意所笼罩，一个接一个被民众称之为“不伦不类”的建筑就在我们的眼前拔地而起，国家大剧院大家看不懂，鸟巢也看不懂，中央电视台花那么多的钱去建起来被北京的市民戏称为了“大裤衩”，最近在北京怀柔的雁栖湖建起来的一个建筑物被称之为“日出东方”，总归是让人难于理解这样一个建筑物真正的跟人的生活之间最为直接和有神圣性的联系，因为这样一个耗资巨大的建筑物绝非是一个普通的民居所能比拟。还有那些用做公益宣传的广告牌，越来越多的附带性的价值被添加到了传统的价值之上，比如2014年春天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广告牌上面便写着号召大家去学习雷锋，但附带的广告语却说：“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它实际在给出 种对过路之人的心理暗示，即“学习雷锋”的最终目的是要去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言外之意无外乎钱包、学位、地位等的提升，这可能是一种官方未做社会影响评估想当然的宣传口号，但这种想当然却忽视人们的实际可能有的另外意义上的理解，当然这种想当然也反映了新一代的宣传代理人的潜意识的价值观念。因为，任何被制造出来的放在公共空间里的宣传表征都具有一种暗示的作用，这 点被政府的宣传机构显然是彻底的遗忘掉了。我们今天越来越少的基于破坏基础上的拆的意识形态，但是即便是建立在一种建设和发展上的建的意识形态，当他没有一种社会与文化影响的评估时，它本身也一定是有问题的，它的实施就自然会带来一些极为不好的负面的作用。
四、新丝路与文化转型
最后回顾一下我所讨论的主题。这个主题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新丝路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文化转型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在面临一种文化转型的新世界格局下，我们中国文化该如何以及怎样走出去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文化转型是在面临这样一种发展的途径而提出来的，那就是如果一种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要使得人们带上各种的防毒面具而去生活，那也许我们宁愿回归到一种原始的状态，但很显然，这种回归已经是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在做一种选择上的挣扎，试图去摆脱掉这种不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生活的不满意。
今天的这个世界很显然是在一种徽电子技术影响下的一种“热的文化”的生产，这种热的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一种高速的变化。它的内部也存在有一种张力，由此而必须向封闭的社会以外去做一种快速的传递，离开这种传递，它的存在也便根本是无意义可言的。因为那些新涌现出来的知识和技术很快就会将无法传递出去的知识和技术淹没掉以及扼杀掉。而所有的这些“热”的技术，实际上都不会和人的生活之间有一种真正持久的密切性结合，更多的情况则是技术进八生活并对生活加以分离，然后再离开生活本身，随之就会有更新的技术接连不断地进八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去，以填补这一不断离开的空缺。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技术的进步”，它是更多地与对我们生活的彻底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世界正在承受着从一种相对缺少流动的“冷”的社会向更具流动性的“热”的社会转变的负面后果，因此，今天的文化的热度远不是原来的冷的社会里的人所能够真正想象出来的。
显然，今天的世界是在为一种文化的快速转变所裹挟着而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再是一般人眼中的那个自我封闭起来的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在追逐着世界的脚步而向前发展之时，实际上世界也在向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方方面面做一种拥抱和靠近。这样两种趋势都是同样的强烈与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一种通道和道路的意义上去重新理解中国以及它所连接起来的世界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论题而展现在中国这一代的人类学家的面前。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性也在不断地改变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新丝绸之路的人类学已经是一种面对快速转变之中的世界文化的一种道路研究的人类学，它应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新的问题意识可供人们去做一种更为深度的思考。
这些问题简要地说一个是文化的多样性问题，一个是文化自觉的问题，一个是新互惠模式产生的问题，一个是一体的多元的问题，最后是参与式共生的问题。这些都可谓是由新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所延伸出来的道路人类学的新问题意识，非常值得人们花大力气去做一深八讨论。
这里所谓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可谓是人类学的基本，人类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强调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很显然是它的立身之本。而恰恰在这条新丝绸之路的经济带上顺序排列的恰恰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值得我们以一种文化多样性的姿态去对它们加以保护和呈现。而就文化自觉这一点而言，在这条道路上是需要我们有一种主体文化意识的构建的，即如何在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上去构建这条道路的中国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表达，所有这些都必将成为未来中国人类学家要去努力的方向。要知道，在我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条丝绸之路的道路的存在之时，德国人李希霍芬就已经探索到了这条道路并为之给予了一种命名，但这种西方人视角的命名今天看来都是存在有问题的，是到了一个不断要去反思乃至可以重新命名的时候了。对于中国意识而言，它更谓是一条“玉石之路”而非单单的丝绸之路，尽管这条道路就像并非单单是运送丝绸一样，它也不是单单去运送玉石的，但是恰恰由于中原大地上古时代对于玉石的高层次的需求，才使得这条道路得以顺利开凿和通畅，之后才可能有所谓附带的丝绸这样的货物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这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反省在今天变得也特别有意义，我们作为有主体性的文化研究者，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觉和重新表述可以成为我们新的问题意识的生长点和知识创新的机遇。有一年我顺便到新疆塔里木大学的展览馆去参观，看到那里的讲解词是在用“玉石之路”这个概念，这也许就是一种真实发生的文化自觉，是在脚踏实地的研究基础上对于既有的在西方概念笼罩之下的问题意识的主体意识的范式转换。而与这个问题最为直接关联的便是新的互惠模式的再发现。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有往来互动的，而这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道路或者通道人类学的基础所在。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去看一些新的互惠模式的运行模式，比如去考察跨越国界的石油管道在中国与中亚之间这么长距离的输送当中相互之间的互利共赢的核心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在这种管道联通和运行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下的人们他们究竟是怎样去处理能源、资源、财产以及文化的互惠的问题，这中间也一定是有不少的冲突，那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互惠机制去做一种冲突的化解的昵？这些都会在新丝绸之路的概念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问题，值得不断追踪下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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