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家大姐儿之死说开去

——浅析《白鹿原》中女性的悲剧

樊袁利（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 要：文章通过《白鹿原》中白孝文媳妇大姐儿之死，分析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被强加的义务和责任，通过对女性在家庭中实际的地位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封建宗法社会所代表的腐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她们的悲剧和苦难。

关键词：大姐儿；白嘉轩

孝文媳妇在白家的称呼是大姐儿。小说中没有交代她的娘家，只是简单地提过她19岁嫁给白孝文当媳妇，按理说，白嘉轩家里生活富足，还雇佣长工，她的日子应该是丰衣足食的。可是她却饿死了。孝文媳妇独自一人躺在让村民羡慕的四合院里, 可是这个家已经不再是家了:“家徒四壁……只剩下炕上的两条被子和炕下脚地上的一条长凳。（p267）”她也走到了她人生的最后阶段, “通身已经黄肿发亮，隐隐能看见皮下充溢着的清亮的水，腿上和胳膊上用指头一按就陷下一个坑凹，老半天弹不起来。（p267）” 她就要饿死了,可是却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因为屋里有冷凝在碗里的饭，脸上留着被丈夫拳头砸过的一坨坨乌青紫黑的伤痕。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应该无足轻重地死去，可是，她却不甘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她想对她的阿公白鹿原的族长白嘉轩说一句话，“她的心里激起一股力量，……居然不需攀扶就走到了厅房，站在阿公面前：爸，我到咱屋多年了，勤咧懒咧瞎咧好咧你都看见。我想过这想过那，独独儿没想过我会饿死.....（p267）”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抗争，婚后生儿育女，伺候公婆，操持家务，本分做人，怎么就会落到被饿死的地步？她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要在“仁义”富足的族长家被活活饿死？这是她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发出的呐喊！

虽然持久的饥饿把死人这样重大的事都淡化了。死人不再引起特别的惊诧和家人的过分悲痛，而白嘉轩家里也饿死了人，在村中还是造成大哗。因为这是刻意的结果。谁是凶手呢？首先，她的丈夫白孝文难逃其咎，他通奸，卖地，卖家，卖房子，对她言语上和身体上暴力相加，让大姐儿丧失了活下去的基本条件，从这个层面上讲，白孝文是直接的罪魁祸首。可是白嘉轩就无辜的值得原谅吗？在那个家家都饿死人的饥馑年代，白嘉轩家里的日子还是能维持下去的。他一直不让长工鹿三回家就是明证。“两个孩子由白赵氏引去吃饭，孝文成天不沾家浪逛着摸不清影踪，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忍饥挨饿，婆婆仙草时不时背着公公塞给她一碗半勺，她饥肠辘辘却难过得吃不下去。（P266）”这里我们明白是正是大姐儿的公公白嘉轩明确授意家人不要接济大姐儿的生活，他的用意何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白嘉轩对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的探讨。

“白嘉轩闲时研究过白鹿村同辈和晚辈的所有家庭，结论是所有男人成不成景戏的关键在女人。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更不要说像黑娃拾烂菜梆子一样拾掇下的那种货色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P413）”正是有这样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要求才使得大姐儿被白嘉轩活活饿死了。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对于忤逆不孝的族长接班人束手无策，只好无奈地放手和白孝文分家分地分房，想让白孝文承担起肩膀上的担子，一步步改邪归正。谁料想白孝文在和田小娥通奸后还染上了毒品，和白嘉轩的预期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白嘉轩又想借儿媳大姐儿使白孝文有所收敛，大姐儿倒是鼓起勇气闹过几次，白孝文的狠毒和无情让大姐彻底失去了斗争的勇气。对于一个连正眼都不原瞧自己一眼的丈夫，她的作用几乎是可有可无的。白孝文为了气父亲故意把妻子儿女扔下不管，而白嘉轩又为了让儿子改邪归正故意对孝文媳妇不闻不问，结果是可怜的女人成了不起任何作用的牺牲品。白嘉轩的冷漠和残忍，白孝文的狠毒和无情都让读者大跌眼镜。

不仅是族长白嘉轩对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有着自己的界定和经验，“圣人”朱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一番见解。朱先生在婚娶之年，对父亲坚持一个要求就是“凡事媒人介绍给她的女子必须经他背看一眼。”在他看过之后，就拒绝了四五个媒人介绍下的七八个女子，拒绝的原因不是因为门第，也不是因为相貌，原因“在于朱先生一瞅之后发觉，有的眼睛大而无神，有的媚气太重，有的流俗。”对于自己究竟要找一双什么样的眼睛的女人做妻子人选朱先生当时也说不透彻，但是当他瞅见白家大姑娘的眼睛时，“那种朦胧的追寻顿然明朗起来：刚柔相济！男子眼里难得一缕柔媚，而女子难得一丝刚强。朱先生离去时断然肯定，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制，撑立门户，抚养儿女.....（p339)”

 “持节守制，撑立门户，抚养儿女......”这就是“圣人”朱先生对于女性的要求。既然责任和义务要求的如此直接和明显，可是她们的家庭地位和权利却迟迟不对等。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些女人们连名字都没有，在夫家和娘家的地位让读者唏嘘。婚姻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性的只是传宗接代和操持家务的机器而已，一辈子没有娱乐，更谈不上自身的追求和幸福，“集体遵循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 聘礼”明显就是买卖女性的明证。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娶媳妇要聘礼的习俗。

小说中女人的苦难和悲剧是普遍性的。她们的悲欢离合，善恶生死，都是文化谬误造成的。她们对于苦难和悲剧是不自觉地，无意识的，即使被迫害致死也不知道该去恨谁。最明显的就是“兆鹏媳妇”，她的死没有引起白鹿原上任何人的同情关注和自责。婆婆鹿张氏骂她得了不要脸的淫疯病，认为只要男人和她睡上一觉生个娃娃就好了；公公鹿子霖担心儿媳的疯话是否会引起妻子与亲家对他的误解；冷先生在意的是怎样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自己和亲家鹿子霖难堪，在女儿病发之前看见女儿忧郁的脸就用“男儿志在四方”来搪塞，也不去想办法终结有名无实的婚姻。冷先生很得意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乡约和族长得两个儿子，却不关心女儿是否真的幸福。于是他在女儿疯癫后毫不手软地下重药毒哑毒死了她。白鹿原上的女性的悲剧由此可见一斑，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整个关中地区农村女性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陈忠实，《白鹿原. 长篇小说卷.陈忠实小说自选集》[M]，第一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