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民族思想及政治观

《白鹿原》这一部作品超越了建国以来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也超越了陈忠实过去的所有作品。陈忠实写出了我们民族的心灵变迁和总体性存在的预设。他不仅仅只表现农村，而是将民族生存的重要历史都反映了出来。他成功地写出了关于我们的“民族的秘史”。

一

关中地区的传统文化通过《白鹿原》这部作品表达出来，不是一种展览，也不是一种炫耀。他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了历史性的思考里。这样的思考可以说是现代文化中所存在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困扰，这样的困扰在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作家身上找到了变革意识和时代参与意识。乡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集合。《白鹿原》对关中平原里的民情风俗进行了描绘，积淀了我们民族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也是特定地域的产物。在时间的把握上有岁时礼俗，如周而复始、一年一轮回的过节、过年；忙罢会是对劳动和生活的规律性的调节。这里生动地描写了婚丧庆吊，把握人自身的阶段性和时间上不可逆转的认识。定期的大规模祭祖活动是一种神秘的文化，如白鹿的传说等，实现了控制白鹿宗祠的思想，也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拜的精神所在。白鹿是一个隐喻，一个意象，是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一种理想。在小说中作者也写了衣着服饰、日常生活起居、住宅建筑及饮食文化、驱鬼及祈雨仪式等民间传说，《白鹿原》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方面也反映了一种文化氛围。

白鹿原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这样的文化层面里活跃着。他们有解放后第一个县长白孝文、白鹿原最美丽的姑娘白灵、最具传奇色彩的复仇女神田小娥、黑娃、“仁义“长工鹿三、名医冷先生、白鹿书院院长朱先生、乡约鹿子霖、族长白嘉轩等。在《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贯穿作品始终，也对其他的很多人物在负质、正质或人格上或精神上都有着支配的影响，这个人物也将陈忠实的文化选择与历史思考凝聚在一起。在很多的当代和现代的文学作品里出现过钱文贵、黄世仁、冯云卿、高老太爷、鲁四老爷……但是没有出现过像白嘉轩这样的地主形象的人物。白嘉轩的人物形象也填补了文学历史的空缺。这个人物的成功在于陈忠实没有将白嘉轩这个人物以地主的形象去创作，而是创作了历史文化深处的族长形象。这是一个宗法家庭制度下的代表人物，他是白鹿村白姓家族的一族之长。在我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是政教分离，而他作为宗教领袖，一直与政治斗争、政治集团与政权保持着距离。他与其他人物不同，从不接触政治，白嘉轩与《红旗谱》里的冯老三不同，虽然政治一直与他有着联系，他却没有在其中获得权力或地位。平民百姓很微弱的参政意识被封建专制的淫威扼杀了，而在传统文化中，也将这种政治从伦理上套上了一道光环。这种民主意识的失落在我国的政治中也缺少了民主传统的方式，这也使得白嘉轩在拒绝错误政治时，对进步的、正确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斗争持有一种冷漠的态度，使得文中的很多情节都有政治色彩的存在，从而具有了一种道德、人性的光辉。在长辈的宽容与仁爱中，也有一种道德教化的动机存在。

二

族长的精神支柱是有自觉而强烈的意识支撑的。他自身就是传统道德、传统文化、乡村的规定，甚至他在路上走过，有喂奶的媳妇都会躲起来。他信守着他的道德，用以律已，用以律人。他与那些伪道德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懦弱淫乱、阴毒的鹿子霖形成了对比。在道义上、精神上给了他不可侵犯的自尊与威严，也使他在顽固推行和制定村规时，到了无情、粗暴、僵硬的地步。是他不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亲手将儿子白孝文驱逐出去，是他下令对小娥进行杖责，不让小娥、黑娃进入祠堂……这些都淋漓尽致地将封建道德的凶残暴虐表现出来了。白嘉轩将“耕读传家”作为治族、治家的根本方法，这也一直是家庭制度和农耕文化的规范。从“耕”来看，他很有经济头脑，但是他放弃了朱先生的教导，养牛，地少，房要小。他坚持雇佣长工。再从“读”来看，白嘉轩很注重教族人读书，教子读书，但是都是孔孟儒学，而对于新的学习文化，他就会排斥，持怀疑的态度。这些反映了他思想里的顽固、封闭和保守的一面，这也体现出了阻碍和制约社会地步的不合理因素。这种形象应该如何理解？对白嘉轩的形象不能进行简单的美丑、善恶、是非的判断，对这一人物的塑造是作者对民族文化的劣质、优质负质、正质的清醒认识，白嘉轩在解放壮丁时说过，在如此兵荒马乱的时代只有愿各位好自为之，乡村规矩的废除，白孝文兄弟不可动摇的地位，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三

《白鹿原》这部作品有着生命的沉重感。它与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沉重感结合在一起，深厚凝重得分不开，它揭示了历史的整体性存在。个体的沉重聚积起来形成了民族的沉重，而个体的沉重与民族沉重却无法分开。个体生命的旅程和世世代代的憧憬追求都不能从宿命、先前的规定里摆脱出来而形成了困惑，个体生命的短暂存在和人类生命的漫长进程之间有一种无法渗透的距离存在，而这些被唤起的沉思不单只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也将人类沟通的窗口打开了。陈忠实的成功在于他将人类生命存在的沉重与民族个体生命存在的沉重结合在一起，最关键的是把握、洞悉了我们民族生存的抗争和挣扎，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即使受到了扼杀、扭曲、践踏和压抑，它仍然顽强地存活着，发挥着一种巨大的潜在可能性。在小说中，白嘉轩将自己娶过七房女人作为他一生的骄傲，这也反映了男权主义思想其实是为了确保家庭的财产，维系血缘命脉的需要。白赵氏的一番话更是这样的体现，宁可家产花光也不能断了没儿没女的香火，这也将男子汉的雄健生命力表现出来了。白嘉轩作为个体生命，他铁石心肠，刚正强硬，有手腕，有心计，是一个真正的男儿。他主持了祈雨仪式，他一手策划了交农和鸡毛传贴事件，成功实现了与鹿子霖换地。无论是为百姓请命还是为个人谋利，他都是气概非凡，一往无前。他亲近大自然，亲近劳动，亲近土地，有着生命赋予他的阳刚之美和阳刚之气。他与鹿三之间建立了手足情谊，他敬畏而迷恋着白鹿神话，朱先生身上也有这样的男性活动，只是形式不同。从朱先生、白嘉轩身上表现的是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呈现，而在田小峨和黑娃身上，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对抗宣泄与猛烈反叛。在《白鹿原》中，这是一对叛逆的男女人物形象，这样的生命形态既光彩四溢又痛苦。

田小娥长相极好，却因家庭贫困而被迫嫁给了70多岁的武举人，从年龄上来看，她可以成为武举人的孙女了，而她嫁给武举人之后简直成了性虐待的工具。在这样的性剥夺中，她进行了反抗。她与黑娃真心相爱，这与传统的道德世俗观念完全没有关系，是苦难人的生命需要。他们的身份早就成为传统文化道德的缺失者。他们两人的相爱得不到白嘉轩的认可，也不能得到鹿三的同意。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注定是不幸的。而他们却固守着贫困的生命绿洲，生活在村外的破窑洞里。也因为这样的环境原因，他们是最早参加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将这种阶级上的、政治上的反抗与婚姻上的反叛结合在一起。这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小娥为了挽救黑娃的生命，陷入了鹿子霖制造的巨大的阴谋里。在鹿子霖与白嘉轩的两大家庭冲突中，她又一次被充当了性工具。她在鹿子霖的设计下心甘情愿地拉白孝文下水，所有的手段中都体现了一种报复的心理情感在里面。通过与白孝文的关系变化表现出了鹿子霖对小娥的一种反占有和性占有。白孝文对小娥的态度逐渐从单纯的诱惑转变为感情的交流，对她的玩弄慢慢地变成了真心喜欢，这也使小娥对白孝文产生了一种变态的爱，也激发了她对鹿子霖的惩罚。

小娥在白鹿原人眼中是一个破鞋，一个淫乱的女人，因此遭到了鹿三的杀害，她死在了男权思想的性剥夺、性占有里，死在了传统道德与传统文化的强大里。她不曾屈服命运带给她的不公。她唯一的武器只有性，她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求得生存。在她看来，她要确立她的人生地位，求得生命，没有其他的手段和武器。她不懂的是，这样的性报复伤害的不仅是男子，更是她自己。她更不知道在这样的社会中，她的名声与身份就只能是一个姨子或是一个妾，最后惨死，但仍是不甘心屈死。

《白鹿原》是一个悲剧：鹿三及鹿三媳妇的悲剧，白孝文媳妇、鹿兆鹏媳妇、鹿兆海的命运悲剧，白灵的命运悲剧，黑娃的命运悲剧和小娥的命运悲剧。一场又一场瘟疫，饥荒，灾难；一场又一场灾难，抓壮丁，日军轰炸，反革命的政变，刘镇华的兵劫。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个人的命运如何放置？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在历史的大视野里的规律性，一般人的存亡与悲欢，在抗战时期阵亡军人妻子的孤苦，历史如何填补？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参与挣扎、痛苦和欢乐这才是他所关注的。历史与个人的矛盾，个人被历史所左右却无可奈何，被支配，被操纵，在作家心里唤起了思考的烛照，心灵和情感的创痛。在这样的时代里，个人只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他们在历史的前进中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分不开的。要让历史更加的真实是不现实的，在小说所体现出的历史真实中，我们看到了对人类的关心和对民族的忧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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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明武.儒家文化的反思——读《白鹿原》[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1）.

[作者简介]

张志会（1979— ），男，贵州铜仁人，硕士，铜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