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与《白鹿原》的人物塑造
《红旗谱》与《白鹿原》是两部对农村革命的叙述暗含了一种民族秘史的发展嬗变。就人物塑造而言，两者有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的特性，而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作品的历史和文学意义。
在革命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红旗谱》中农村革命人物的正、反两方面人物形象立场始终比较统一。始终代表正义的、被压迫的那些人当中，没有人背叛，没有人出走，他们始终站在本阶级阵营中坚守阵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朱老忠。在“大闹柳树林”之前，他走上千里堤，学着大人，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走了两趟又站住。也许从那时候，他的骨子里就深埋下了革命、反抗的坚强的种子，二十多年后他成为了一个沉稳而又有顽强斗志激情的红军农民。他是一个伴随革命斗争而迅速成长的“最有艺术光彩的典型”的劳动人民形象，他的优秀品质和内涵都代表性地概括了农民潜在的革命性。除了朱老忠，江涛、运涛、大贵等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命运抗争、革命斗争轨迹也是当时农村革命、甚至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轨迹。而另一方面，冯兰池家族两代人，也未出现有转变的人物形象，冯兰池、冯贵堂都没变。虽然冯贵堂出场时常与父亲在对待农民策略方面意见不和，实则只是同一性质的新旧剥削方式、手段的更迭的矛盾，并未脱却地主阶级本质骨骸。这两个阵营人物的的各自坚守恰恰与农村革命的历史轨迹统一到了一个整体。
在《白鹿原》中，家族人物的出走和回归则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是一种矛盾的产物的表现。《白鹿原》中人物的塑造已经不再像《红旗谱》中那样“全善”、“全恶”的泾渭分明式。在《白鹿原》中的线索已不再是《红旗谱》中所谓的革命阶级对抗，而是围绕白鹿原文化的人物的精神苦旅。其中人物的“出走”、“背叛”就是围绕这个而发生的。出走的人最后都以汇入农村革命的“战场”而终。白灵勇敢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至死坚定，由最初的家人的“掌上明珠”蜕变成一个坚强成熟的革命女战士，最终却被误作奸人被“同志”活埋了，成了革命斗争的冤死鬼魂。白孝文的出走使他变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游离在白鹿原的边缘，曾一度沦为乞丐。后因机缘凑巧投靠保安团，再后投机革命率队伍起义摇身一变成为家乡县长。他终究回到了家乡，回到白鹿原拜了宗祠以重整威名，但是他的心却再也回不到最初的精神起点。当他苦心设计把一同冒死起义的黑娃鹿兆谦处死时，这一切体现了白孝文的人格转变和人格“革命”，白鹿原中的关于人格的“慎独”已经不再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和归宿了。在《白鹿原》中的农村革命性的人物一直都存在着某种难以协调的矛盾，在完美性方面大打折扣，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的复杂性塑造是《白鹿原》最为成功之处。是作者着重注目于现实生活复杂的矛盾冲突的伟大发现，这在《红旗谱》中是没有过的。
在对女性人物的塑造方面，《红旗谱》与《白鹿原》达到了默契。读《红旗谱》与《白鹿原》你会发现这两部作品的几位女性的变化发展都很相似。《红旗谱》中的春兰、严萍都是封建制度或反动派的叛逆者，《白鹿原》中的白灵和田小娥又何尝不是呢？这四者当中，春兰、严萍和白灵属于一类，田小娥则另属一类。在这个小范围内，同样是积极发展的农村革命女性，白灵形象似乎更鲜活和具有说服力。她抬死尸、送情报、被活埋，始终带着固有的的一种凛然和决然。她是一个完整形态的革命女性，而春兰和严萍虽然在小说《红旗谱》中也有一些勇敢的举动和言行，但多少有些附属的嫌疑，她们一定程度上对革命的追求是建立在对爱情信念，所以她们表现得也不如白灵那样独立自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白灵就是继续发展后的春兰和严萍吧。而另属一类的田小娥，她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嫁给了70多岁的老头郭举人，每天过着毫无欢乐的日子。直至遇到了鹿黑娃，重新燃起了她内心灵魂之火，她开始了叛逆之旅，与黑娃私奔，然而好景不长，黑娃被四处通缉后，田小娥也因此受牵连，一次次陷入如田福贤、鹿子霖等凶险之人的圈套。甚至她一度成为鹿子霖对付白孝文的工具（更确切一点说是对付白嘉轩的工具）。在被一群人给玩弄之后又被黑娃的父亲残忍的背后一刺草草地结束了“作孽”和“屈辱”的一生。田小娥的妥协和叛逆构成了她整个一生悲剧的“源泉”。因为妥协，她成为了别人的小老婆，因为私奔反抗她成了满原里人眼里心底的淫妇、荡妇。她的结局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是注定没有圆满可言的。
邓九路，教师，现居江西全南。
《新丝路》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一本综合性社科类期刊，国内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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