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域中的科学
──论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刘楠（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 要：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时代讨论的课题。斯诺“两种文化”的提出，两者间的矛盾日益彰显，随着后现代主义中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这种冲突日趋加剧，引发了“索卡尔事件”和新一轮的科学论战。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进行梳理，对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的途径进行探讨，这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两种文化；后现代科学；融合
一、斯诺命题
英国学者C.P斯诺在《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一书中提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很难沟通，有着很深的鸿沟，特别是青年人中间，有时甚至到了互相敌视和厌恶的地步，他们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在情感方面也很难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这一种很大的损失。”[1]。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其实质是科学家对人文的傲慢、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无知而表现出的一种社会文化危机。由于教育背景、历史传统和哲学倾向等方面的差异，科学家们和文学知识分子即人文学者间的矛盾冲突日趋严重，两个群体之间或是相安无事或是互相攻击，直到出现以“索卡尔”事件为标志的科学大论战。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就是希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能够相互理解，冲突能够缓和、矛盾能够解决、关系变得融洽。
科学主义的范式出现在十八世纪，科学主义在《牛津英语辞典》中的定义是：“一个经常用于贬义的词语。它指对于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概念。也指认为物理科学的那种研究方法可以代替哲学，特别是代替人的行为科学及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那种观点。”[2]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通往真理的唯一路径和可靠的方法论，科学观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科学主义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十七世纪以后，宗教的传统地位被科学取代，随着牛顿力学、还原论和机械论的范式被广泛接受，西方绝大部分人认为科学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真理性，科学方法可以运用于社会的一切领域，以科学为中心的科学文化开始形成。人文主义《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人文主义指一种思想态度，他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题。近年来人文主义一词常指强调个人价值而信仰上帝的思想体系。”[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以“人文主义”概念为核心，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源流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西方思想在看待人和宇宙问题上的几种观点。其观点之一是宇宙模式的观点，认为上帝创造宇宙中一切事物，人是上帝的创造作品，是以上帝为中心、超越自然的观点。观点之二是科学模式的观点，把人看作和自然中的事物一样，也是自然秩序中的组成部分。观点之三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以人的经验作为对认知上帝、自然和本身的出发点。[4]正是出于对这三种形式人文主义和科学之间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了对于把握科学和人文两者关系上的不同。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近代的科学实际上是按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的两条路发展起来的，两者分别代表了古典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奠定了近代科学的文化基础。培根认为，世间一切真实的事物都是可以经验的。笛卡尔主张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先验的，这种观点为数学和逻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近代科学家将自然数学化的构想，在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思想中早已体现。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数学在自然中的地位，而柏拉图的思想强调数学方法作为阐释世界的方法，树立了数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以反对以理性考察和对待世界，在欧洲文化中形成了特有的人文主义立场，不再单纯的关注艺术方面，开始了用人文主义思潮来对抗科学主义思潮。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不同见解，以实证主义思潮为主线的科学主义思潮，涉及早期实证主义和当代的逻辑实证主义，以杜威和罗素为代表；以人本主义思潮为主线的人文主义思潮，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人类的精神危机越愈演愈烈，这是值得当代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的。
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
科学是依赖文化的，近代科学是以机械自然观作为基础的，这种观念认为世界是运转的机器，机械自然观有人类统治征服自然的含义。从培根开始便为近代科学定下了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改造自然的基调。决定论的提出是近代科学的极端形态，拉普拉斯说，如果有一个万能的计算器，所谓的数学超人，能够借助于牛顿体系和宇宙的初始条件，那么他就能告诉世界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东西。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全面放弃理性，实证主义则是强调片面的理性，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索卡尔事件”在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科学家与后现代哲学家之间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众多的科学家纷纷投入保卫科学、保卫理性的斗争之中。而后现代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却不断地借助于“外部因素”来“解构”科学和理性。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论战，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后现代反科学思潮是后现代思想和理念来构建和解构科学，反对科学，取消不需要的社会科学的科学。从尼采的“唯意志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到福柯的“系谱学”和德里达的文本主义，从西方现代主义到后现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距离不断深化和扩大，从根本上从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来反科学主义的。“在大众媒体、学术出版社、特别是网络上引起迅速、激烈而引人注目的反响”。[5]在后现代的视域中，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日趋激烈。对于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开展批判与解构。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就是用人文文化统一科学，强调科学没有任何特殊性，一旦科学不再具有尊敬的意义，就无需用它来分类。[6]库恩的范式理论带有很强的人本自由主义精神，费耶阿本德把它推向极致。他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和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7]他提出:“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科学、神话、巫术、宗教同等重要”[8]的口号，并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方法论，论述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一致性。费耶阿本德对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结果是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规则能够构成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9]他持有相对主义真理观，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没有界限，人的自由比科学更重要。
上七十年代以后，科学争论受到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关注。科学知识社会学旨在说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而科学争论研究是其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在科学事实上，社会因素往往会被忽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运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知识并将这些外部因素当做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因素。库恩之后，社会建构论者不懈地强调非理性和社会外部因素，努力解构传统的“科学是自然之镜”的认识模式，强纲领、相对主义、实验室研究的出现，使得科学能够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科尔在《知识的制造》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首先，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并不遵循一套能够引导科学工作者独立发展真理的程序。第二，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并非总能由经验证据来裁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否认自然界作为客观外界的重要性，否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重要的作用’。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就成了科学思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10]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必然产物，而是在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反科学主义并不必然反科学，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科学的纯洁性不受外界利用。
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非欧几何、哥德尔定理、模糊数学等新的科学理论和假说的出现，科学作为绝对真理的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步取代了科学主义思潮，诸多学者从不同方向审视和解释科学与人文及两者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者也在寻求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者间的融合问题。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现代科技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也带来了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退化等消极影响，人们重新反思现代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现代反科学思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从逻辑实证主义将数学和自然科学视为两种文化的基础到后现代主义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和整合，形成了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文主义的思潮。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本质区别，是一个能否确定命题意义的问题，科学的命题是能够用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方法确定真假的，因而是有意义的，除此之外都不能划入科学的范围。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对价值、方法和理性的探讨，在两种文化间寻求汇合点，在后现代的视域下，通过对科学进行批判，使人们破除科学万能论的同时，仍然需要对科学保持谨慎客观的态度，不能忽略科学的优良品性和它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后现代主义强调科学与人文文化的联系，强调人的价值取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但后现代主义试图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差别的做法又是不足取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必须依赖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做到人文和科学的统一。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科学技术是调节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人类在自觉建立自然平衡时，必须依靠科学，发挥科学文化的作用。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能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人类的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在关于解决两种文化的冲突、实现两种文化融合的问题上，不少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有的观点认为，无论用科学规范人文文化，还是用人文文化解构科学，都不利于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全面发展。两种文化的汇合除了它们之间互相借鉴补充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上的汇合，它们应当汇合于一种共同的精神。[11]有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促进两者间的融合可以从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和教育模式等方式来完成。[12] 推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深度结合，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沟通的重点在于加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育，而培育的范围不能局限于学校，必须着眼于全社会的教育大背景。“两种文化”命题的提出者斯诺认为解决两种文化分裂的方式可以通过重新审视教育，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来实现。使学生更清楚地理解自己所学习的专业在整个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里发挥自己的才能。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关怀，人文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的进步。通过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整合途径的探讨，有助于两种文化的互补融合，从而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斯诺,两种文化[M],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
[2]J.A.Simpson And E.S.Wei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1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4]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北京,三联书店,2003.
[5] James Robert Brown,Who Rules in Science?An Opinionated Guide to the Wa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
[6]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7]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8]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9]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辞与权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黄秦安,后现代哲学思潮与科学哲学的重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5).
[11]孟建伟,探寻科学与人文文化的汇合点[J],自然辨证研究,1997（2）.
[12]曾冬梅,邱梗田,走向融合：新时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势[J],社会科学总论,2003(1).
作者简介：
刘楠（1986--）男，山东莱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 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方法论、科学社会学。
《新丝路》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一本综合性社科类期刊，国内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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