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川北幼专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大学语文教学中广元地方文化的开发和利用研究”（cbyz14s003）

论皇泽寺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林光明（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广元  628017）

摘 要：广元皇泽寺展现的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文化元素，研究寺庙中蕴含的大量传统文化元素与佛教寺庙的关系及其价值，更能够让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更能够直观而深刻的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武则天；佛教；皇泽寺；文化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创造了一个惊人的奇迹，尽管后世许多仿效者欲步她的后尘，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这除了个人的原因以外，历史与文化的作用成为这一事件的关键因素，其中唐代处于鼎盛期的佛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联系广元的皇泽寺探讨这一历史的风云聚变，可以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武则天称帝有多重因素，人们最多提及的是佛教因素，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通过薛怀义伪造的《大云经》制造“女主”君临天下的舆论。其实在这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武氏家族就使用传统的谶纬等手法制造过舆论了：垂拱4年，武承嗣就伪造了瑞石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载初元年，武则天享明堂，大赦天下，改诏书为制书。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信号。

当然，《大云经》的出现的确为武则天的称帝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年武则天向全国颁布《大云经》，并下令各州建造大云寺。此后，通过导演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求改立国号，武则天终于宣布改唐为周，作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圣神皇帝”。经过36年的努力，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对于古代正统文人来说，男尊女卑是天经地义的，后宫乱政历来更是圣贤反感的事情，一个女人要做皇帝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然而，这样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难怪后来的宋儒要痛心疾首了。然而，我们今天更应该注意的却是当时的历史状况以及这一不寻常事件的背后因素。

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时局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而微妙的时期：一方面本来应该是最高权威的帝王却是一个及其虚弱无能的傀儡，在本来就十分反常的“二圣”当中，具有实权的反而是“天后”。但另一方面，整个唐王朝却仍然处于上升时期，所以最高权力集团的争斗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历史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改变的局面只是换了一个皇帝，也就是和历史上的无数类似的换汤不换药的时局变化没有根本的区别。但由于武则天的特殊身份以及传统政治与文化的背景，加上佛教在这个历史变革中的敏感作用，从古至今人们对此的评价一直都有非常大的争议。本文不准备对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作更多的评价，在这里主要结合至今仍存的皇泽寺对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中国一般的寺庙建筑结构通常是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等。而在这座独一无二的“皇泽”沾溉的寺庙，却给人们展现出别样的面貌：历史上最早的皇泽寺庙原貌今人已经难以描述，但据一些零星的记载，过去的皇泽寺有则天门、天后梳洗楼、乐楼（戏楼）、弥勒殿等建筑。这样的建筑大概因为太不像佛教寺庙，所以后来也不能不进行改建。然而即使改建之后，我们从今天展现的皇泽寺来看，仍然抹不掉武则天时代政治、宗教的浓厚印记：则天殿、大佛殿、中心诸佛殿的柱窟以及诸多别的寺庙没有的建筑。甚至连道教的神仙吕洞宾也在寺里有了专殿。这里既有武则天的浓厚印记，又有传统文化三教合一的典型体现。正是这样的特殊建筑样式，才使我们能够深刻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关系。

从纯粹宗教角度看，皇泽寺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建筑，然而从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这个独特古迹中，却显示出一个异常难得的标本意义，尤其是“二圣殿”更是古今中外的特例。据史书记载：“麟德元年，每上朝议事，帝坐于东间，（皇）后坐于西间。政无大小，皆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矣，中外谓之二圣。”

这种事情如果放在其它朝代，一定是被视为极端的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在当时无人能够制止这一悖逆之事，武则天死后，“二圣”共治也被堂而皇之的塑于寺庙。其中的原因除了佛教的巨大影响以外，武则天的个人因素已经使她在民间享有巨大影响，成为与佛菩萨一样被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且这个神灵已经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了。据史志记载：广元本地每当遇到灾事时，“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无不相应。”后来祈求武后赐福的自发祭祀活动演变为武则天生日“妇女游河湾”的民俗节日，以后又演变为广元著名的“女儿节”。

在这个特别的寺庙中，还融入了大量的传统社会、文化的元素。其中一些在中国的其它寺庙中同样存在，而另外一些则是皇泽寺独有的现象。比如二十四孝图是中国许多寺庙和民间建筑中常见的绘图雕塑作品，在皇泽寺中，建筑雕塑者特别挑选了其中的五幅图画：王祥卧冰、孟忠哭笋、乔庄打柴、董永别妻、扼虎救父。它们体现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民间影响。“飞壶酌酒侍宴图”则有浓厚的道家意味。在这幅极具创意的图案中，作者采取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在铺上了桌布的长方形食桌上摆放有执壶、瓜果、食盒，但作者特意将酒壶悬空，好似有隐身人正在斟酒于杯中。这幅图案明显体现了道教的神仙思想，同时这种既注重现实生活享受又期翼长生不老的观念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儒释道同处一室则正是三教合一的典型体现。

在皇泽寺里还有一处似乎与武则天无关，但却能让我们理解唐代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庙里非常著名的“蚕桑十二事图”。它展示的内容是清代曾逢吉在广元任县令时鼓励栽桑养蚕的事迹。他不仅在任上大力发展蚕桑业，后来升迁松潘知府，还专门命人绘刻此图，告诫继任者与百姓不要忘记这一传统。这件事与武则天的联系就在于：老百姓在乎的并不是正统与否，而是政治人物的举措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尤其是能否改善他们的生活。

所以，发生在清代的这一事件似乎与唐代的武则天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却有一个重要的共通之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与评价以及他们的历史影响必须基于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民生产生了何种作用与影响。在正统史学家看来，武则天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篡弑”，然而，纵观唐代历史，我们却不能不承认武则天时代的“开元”、“贞观”盛世的确是唐代经济、军事上最强盛的时代，更不用说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观照了。我们当然并不否认武则天的残暴手段，然而，在历史上同样残暴的政治却不一定产生同样的国力强盛结果。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武则天除了有政治上的强硬手腕之外，还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并十分注意发展经济，在用人方面有她的独特之处。正如《资治通鉴》所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话虽然略有夸大，但总体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皇泽寺还有一个特别的雕塑，那就是所谓的“供养人”塑像：在武则天高大塑像的脚下，有一个形象猥琐的小人跪像，有人考证他是中宗李显，有人又说他是太子李贤。其实，塑像究竟塑的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佛教寺庙的皇泽寺这种建筑设施体现了怎样的宗教情结，这种宗教元素又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武则天的一生中，佛教与她结下不解之缘：早在唐太宗时代，太宗为了避免太史李纯风告诫的“三十年后，有女主昌”的危险，下令将武则天在内的武氏嫔妃一律赶出宫中，削法为尼。从前侍奉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一下子变成了诵经侍佛、孤苦度日的女尼。正是佛教成为她的精神慰籍，使她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为了感谢佛教对她的巨大帮助，她不仅大建寺庙，礼敬僧人，还花费巨资作了不少崇佛弘法的大事。

在高宗、武则天时代，随着国势的强盛，佛教也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而武则天对当时中外佛教的著名高僧和禅师的礼敬也成为历史上影响巨大的著名事件。西域高僧菩提流支来华时，武则天特别礼请译经，义净西域印度求法归国后，她也隆重迎请这位高僧翻译携回的大量佛经，尤其是她对禅宗著名的高僧神秀的礼遇，更是轰动一时。

据《高僧传》、《传法宝记》等资料记载，神秀“少览经史，博宗多闻”，“学究精博，采易道、黄老，自三古微笈，靡不博览”。出家以后师丛五祖弘忍，得禅宗真传，誉满海内外。武则天仰慕他的名声，特派使者礼请神秀入京传法。为了表示她的敬仰之情，她带领中宗、睿宗郊外跪迎，并在宫中建寺供养。后来武则天还封他为“国师”，引起朝野轰动。

尤其是后来佛教帮助她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位后，她更是大势奖掖有功的僧人。甚至在武则天的晚年，她还作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法门寺奉迎佛骨。

武则天长安四年，大荐福寺主持、华严宗创立者法藏应诏为大周皇帝讲《华严经》，并言及扶风无忧王塔佛舍利之事。武则天听后作了一个垂末之年的重要决定：再奉“真身”。她命令身边大臣与法藏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指舍利，并在塔心的佛堂举行了七日七夜的隆重法式。长安四年正月十五佛诞日这一天，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不是用钱财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了佛祖尊容前的最后一次祈祷。

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在论及佛教与武则天的关系时，大多将佛教仅仅视为她夺权的工具，其实这是一种很皮相的看法。如果我们联系佛教的历史影响，尤其是此时的佛教禅宗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更为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多方面启示。同时，我们对武则天能够称帝并维持和治理唐代盛世有更深入的认识。对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作用以及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会有进一步的把握。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华夏文化对周边的地域产生影响。没有一种异质的文化能够立足中国，更不用说产生巨大影响了。甚至连以后历朝历代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然而，有一种异质文化却突破了这种历史的格局，这就是佛教。在佛教初来中土的时候，它受到中原士大夫的本能排斥，但很快它就找到所谓“老子化胡”等依据，通过不长时间的磨合以后，佛教不断的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并经由坚毅的宗教家与具有开放性的学者们不断创造性的转化，它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改变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面貌。而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正是在太宗、高宗、武后的盛唐时期完成的。

源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最不平常的改朝换代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原始佛教的传播是由外而内的。创教人佛陀的教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教具有无上的权威，佛教徒必须依僧团中的师傅教化才能学得佛法，佛法僧被称为“三宝”正是这种权威的体现。然而，中土的禅宗却大胆的宣称“依自不依它”，也就是说，觉悟与解脱之道并不需要一定依照经教，不需要向外寻求，唯一的最佳途径是认识人天然的本性，只要确立自信，开发自我，就可以实现自我。既然佛教都可以如此蔑视权威，那么武则天面对一个孱弱的傀儡皇帝当然也可以来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

其次，佛教是一种“方外之教”，它不受世俗权威的约束。既然武则天是佛教的“女主”，那她当然也就具有超越世俗王权的威权，武则天要跪迎神秀这样的高僧，就是显示她代表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最高意志。

其三，作为“三宝”的僧团既然可以被禅宗革掉命，那么依照同样的道理，固有的政治结构权威也可以被改变。武则天在上台之前进行的一系列权力机构的变革，其目的就是宣布她即将作为一个新的权威登上历史舞台。

唐代的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它注定要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记，除了保存在过去的公私史料之外，积淀了大量传统文化元素的佛教寺庙更能够让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更能够直观而深刻的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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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武秉礼.简析武则天称帝的主客观因素[A]，武则天研究论文集[C]，1997年.

作者简介：

林光明，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广元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广元地方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