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人性根源及治理机制

赵福君（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文理学院  河南新郑  451150）

摘 要：腐败问题是各国的共性问题，古代有，现代有，中国有，外国也有。为治理腐败，古往今来的国家治理者可以说既有说服教育，也有法律制裁，还有高薪养廉，等等。然而，为什么屡禁不止，这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以笔者所见，还是要从人性方面思考和入手，从人性入手，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源,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人性又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并且，两个方面又不是一个衡量标准，每个方面都存在着多层面的尺度。因此治理方法也不该是一个标准。为此，笔者将就人性的物质和精神层面来剖析腐败的根源，进而提出治理的方法。

关键词：腐败；人性根源；治理机制

人性的外在表现就是人作为一个存在物，满足其存在的条件。从需求的形态来看，一般可以归纳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从需求过程来看，可以归纳为摄入和输出。从需求的数量范围来看，一般可以归纳为适度和超度。而腐败则属于需求超度。

一、需求形态的人性分析

《荀子-性恶篇》曾有一段尧与舜的对话，尧问舜：“人情如何？”顺？回答说：“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这段话揭示出人性的消极方面特征。即人的感恩的程度与需求的急切状态相关联。在需求未满足之时，由于急切需要，此时，则对能够满足自己愿望的人或物，会有着深重的感恩情绪。而一旦愿望实现，则这种感恩情绪便会渐渐淡化，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实现愿望时的急切渐渐遥远之后，而感到愿望的实现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因为这种无所谓的情绪而使自己感恩的心情最后彻底消失。求助者的这种“忘恩负义”现象，是人的常情常性。而被求者，之所以愿意助人，从人性来说，也是自我价值实现对象化的形式之一，助人者在这种行为之后，会因为得到了被助者的“千恩万谢”，而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被活生生的摆在面前凸显出来，自己的价值是那样的真实可感。由此则生出一种成就感，生出一种实现自我的快乐。这两种现象其实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但是，实践中在时间的长河里却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被助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着感恩的情感，而助人者则希望永远得到被助者的感激。于是，从感谢与被感谢这两个对立因素来说，愿望实现以前，助人者是主动的，而愿望实现以后，则被助者是主动的。而求助与被助这个事件最终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是愿望没有实现，那么，也就不存在感谢与被感谢的问题；要么是愿望实现，这样就形成了感谢与被感谢的关系。从后一种情况来说，作为助人者如果要避免承受求助者“忘恩负义”的打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助人的价值物化，就像市场上的商品交换，你用货币交换我的商品，我得到的是金钱的价值，你获得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我们谁也不亏欠谁，公平合理，事后我们依然会似路人，当然，也不存在感恩的问题。然而，生活中的助人与被助则无法用商品交换的方式来结束这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仅仅存在着物的价值，还含有人情馈赠带来的精神体验。而情感馈赠的兑现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于是在时间的推移中，由于感恩心态的变化会使感恩的情愫被消减。导致助人者在情感上受到伤害。这种伤害的结果一般来说也会有两种：第一种是变得冷漠，以后不再愿意助人，除非是情非得已；第二种是把助人的行为商品化马上兑现。这就是腐败的原因之一，而助人者一旦习惯了这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于是，助人者作为主体，就把自我价值实现这种正当的要求与膨胀的攫取物质利益的欲望相混淆，把依靠自身能力助人的行为与自己所掌握的并非属于自己私有的公权力资源相混淆。这样就把腐败这种不正常行为变为“合理的”行为而心安理得。

二、需求过程的人性分析

从人的需求过程来分析，可以分为输出和输入，或者叫作索取与奉献。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且，在索取和奉献过程中，包含着多元因素的交织与融合。实践中无法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也无法让输入与输出泾渭分明。首先，从物质与精神方面来看，当需求者寻求物质帮助时，助人者是通过物质的输出达到帮助对方的目的，而助人者对对方的帮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物的求借，以后要偿还。但是如果偿还是无条件的则属于纯粹的帮助；如果是有条件的，比如借东西，偿还时要在数量上增加一定的额度或利息，这是带有商业行为的帮助。这样的行为属于交易，虽然也有帮助的涵义，但不纯粹，双方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寻求公平的关系。如果事后出现纠纷也可以依靠法律来解决，这种情况下出现腐败主要在于助人者的资源属于个人还是社会，如果属于个人则不会产生腐败。如果属于社会则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比如银行贷款就具备产生腐败的条件。其二是事的求助，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自己可以解决，有些则需要依靠社会组织，而组织是公民赋予的权利的载体，这个载体是由人来掌管的。作为社会组织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会出现法律和制度许可和不许可以及多大程度许可的问题，这就为掌握这部分权力的人提供了腐败的温床。首先，这个组织的权力本来是人民赋予的，作为这个岗位的主体，他只是执行者。但是，一些人对此存在着认识的偏差，把组织赋予他的权力看做是自己固有的资源，把为社会成员解决问题看做是帮助甚至是恩赐。于是，在混淆了公权力与个人能力的界限以后，腐败的根源就滋生了。这时代表组织的执行者把为社会成员办事这种属于自己工作职责的行为混淆为自己对他人的帮助。

上述两种情况：无论是物的求借，还是事的求助，从表面形态来看，对于求助者都是输入，而对于助人者都是输出。然而，从人的需求感受具有多重性的属性来看，求助者在输入物质或者服务的同时，也伴随着求助成功的精神喜悦，他这种喜悦又往往会引出对帮助自己的对方的言语或其他方式的感激情感的输出，因此输入与输出便相伴随存在着。而助人者在输出物质或者服务的过程中，因为接受对方的感激而获得了喜悦，这又是输入。因此，对于助人者来说也是输入与输出相伴随存在着。那么，在这类行为中，感谢对方的形式与数量就关系到腐败问题了。如果助人者能够认识到手中的权力资源不属于自己，而恪守服务的法律底线，则不会有腐败。而如果把获取对方丰厚的谢礼作为自己工作的追求，这就是腐败。在这个问题上，既存在着收礼问题，也存在送礼问题，其实，人是有感情的，从人情出发送或收一点小礼物都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这种本来体现人性美好的行为随着物的崇拜而发生了性质的改变，由最初的出于人情的感动转变为牟利的手段，最终滑向了腐败的深渊。

三、需求范围的人性分析

从需求范围来说，一种是合理的，一种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情况来说，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点既包含物质形态，也包含其他形态。从物质方面来看，科技不断进步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满足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则是基本原因。然而，科学研究行为，不论是由于组织目标还是个人兴趣，也都存在着合法与不合法以及道德与不道德的现象。比如核能资源的开发，当其用于武器制作时，则变成了争夺资源的杀人武器。也就变成了攫取利益的工具。这也是一种腐败。从腐败的涵义来说，是指把不该据为己有的而据为己有的现象。那么，利用先进的武器攫取人类共有的资源，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这比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敲诈对方更加恐怖与可恶。从其他形态来说，社会形态的发展也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为动力的。由于对人权认识的不断深入，逐渐产生了平等、正义、博爱等尊重人权的范畴，于是，人类为了获得上述权利而不断变推动着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每一次变革的成功与否，一般来说在于变革的进步性，而在变革的具体过程中，也会出现践踏人权的现象。其中不乏借社会变革而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现象，这也是一种腐败。只是在这类腐败中，由于推翻旧制度这一目标是统一的，于是，社会变革的大潮便掩盖了一部分人并非为了实现正义，而是为了公报私仇的真实目的。

四、腐败的治理机制

综上所述，腐败的本质是一个行为尺度问题，从这个维度来说，腐败既存在着物质形态，也存在着精神形态。既存在于太平盛世的日常管理之中，也存在于社会变革的动荡年代的暴力冲突之内。而不论哪一种情况其腐败的表现都是一个尺度把握不当的问题。有在物质上的获得超出了自己应得的份额；有在荣誉获得上的超出自己的业绩；有在美色上的满足超出了法律和道德的规则；有在社会变革时期处理敌对势力时的情感干扰，等等。这一切都是尺度把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主观故意和客观认识的模糊。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结果是一样的。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首先，要解决全民尤其是掌握权力的社会阶层对于腐败的认识问题。对于存在着认识模糊这部分人，重点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澄清界限，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情的礼尚往来与以权谋私的不同，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罪与非罪的界限。之所以提出提高全民对腐败的认识，原因两点：一是腐败不仅仅是受贿造成的，也是由于行贿的结果。如果全社会人人都不行贿，那么，腐败也会杜绝。二是官员许多是从民的队伍中走出来的，因此，从提高全民的认识抓起，这是从源头着眼解决问题，效果会更好。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在一定的人际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如果全民拒腐，比只惩罚贪官更有效。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改变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风气的关键又在于建立良好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树立起称颂助人行为的风气。而一个时代核心价值体系的杠杆是由这个时代的精英阶层掌握着的，他们是人民的榜样是道德的领头羊。一旦社会风气好转到，足以使助人者时刻感受到助人的人格魅力，感受到自己助人的价值，那么，腐败才会成为过街老鼠在众人喊打的声浪中销声匿迹。

其次，要依靠严厉的制度和法律。在社会风气已经恶化到没有底线的程度之时，仅依靠道德的力量恐怕无法彻底解决腐败的问题，因此，还是要礼法并重，依然如《荀子-性恶篇》所言，学习古之圣王的做法：“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按照荀子的思想，当前，治理腐败要礼法并重，其中礼是治本之策，法是治标之计。因为，腐败滋生的本质原因是源自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被颠覆，源自于正与邪的颠倒，是与非的翻转。因此，解决腐败问题，仅仅靠法的压力，恐怕仅仅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只会对腐败分子有所震慑，一时奏效。而再严厉的法也无法压住全社会的趋利之欲。法永远是权宜之计，而人的是非观念，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根本。

参考文献：

[1]《荀子》孙安邦.马银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赵福君（1962--）男，黑龙江省黑河市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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