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南希（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湖南长沙 410131）
摘 要：“三言”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白话小说总集，它“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三言”共120篇，其中的意象数量丰富，形态各异，运用巧妙。“三言”意象在小说情节结构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使小说的文学、美学和社会价值得到增强。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意象进行细化分类，阐明这些意象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三言”；意象；情节结构；功能
二十世纪“三言”研究主要着眼于对编著者冯梦龙的生平、思想，“三言”本事与版本以及文献考证方面的研究。二十一世纪以来，主要集中于情节结构研究，人物形象研究，爱情婚恋研究，社会思潮与市民意识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小说意象研究至今并不充分。原因可能在于意象这一范畴本身有着不易界定的特点，带有多义性的特征。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其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1]这段话谈及了言、象、意的关系，象通过言可以更好地表达意，言通过象也可以更好地表达意，象具有了超越其本身的更加深层的意蕴。“意象”作为一个概念，最早见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其曰：“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2]这里的“意象”是以“熊糜之象”作为诸侯贵族之高贵尊荣的象征。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真正赋予了“意象”以艺术内涵。刘勰之后的历代文论家也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唐代司空图在其诗论著作《二十四诗品》“缜密”一篇中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4]”。意象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赡，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理论系统。于是，具有强大艺术生长力的意象很自然地与含蓄、朦胧、抽象的抒情性古典诗歌发生了化学反应，意象研究遂成为诗歌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
那么对于叙事性的古典白话小说“三言”意象的研究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呢？有人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谓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物象”。 这就需要区分一下“物象”与“意象”两个概念。袁行霈先生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5]这里的“主观情意”可理解为思想、情感或意志，“客观物象”则是相对客观的事物。投射了作者主观情意的物象便成为意象。本文讨论的对象显然是与作者主观情意相关之“意象”，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之“物象”。此外，持“物象”论观点的李鹏飞先生在《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中也指出，“‘功能性物象’的‘功能’也在这一时期趋于复杂化，开始跟小说的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发生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并具备更丰富复杂的含义，有些‘物象’已经在明显地向‘意象’靠拢了。”[6]可见小说中的意象问题的确是值得重视的。本文的思路即是，暂且撇开对于意象的内涵和外延的复杂界定，立足文本，从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及思想倾向三个方面来探讨“三言”意象的功能，并对相关意象进行细化分类，实现对“三言”意象研究的有益探索。
一、推动情节的核心意象
在“三言”120篇中出现的诸多意象中，很大一部分都具有推动情节发展、引领故事走向的功能。如“三言”之首《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一件“珍珠衫”即是这样的意象。蒋兴哥将这件传家宝交给爱妻王三巧保管，三巧又赠给情夫陈大郎，陈大郎向蒋兴哥炫耀此物，兴哥便知妻子有了外遇，狠下心休了三巧。后来陈大郎染病去世，珍珠衫落到了其妻平氏手中，平氏再嫁蒋兴哥，珍珠衫物归原主。最终蒋兴哥与王三巧重归于好，兴哥又将此物重新赠给三巧。“珍珠衫”这一意象贯穿故事始终，联结了蒋兴哥、王三巧、陈大郎、平氏四人，交代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故事，是因果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又如《喻世明言》卷26《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的“画眉鸟”意象。沈小官沈秀提着它“拖画眉”，不料被见财起意的箍桶匠张公撞见，张公夺走画眉并将沈秀杀害，藏其头于空心杨柳树中，接着将画眉转卖给李吉。不久沈秀的尸首被发现，其双亲沈昱夫妻张榜悬赏寻得沈秀头者。此举引发了黄大保、小保兄弟贪求赏银而杀父献头的荒唐事。此时，沈昱偶然看见儿子养的画眉放置在东京御用监禽鸟房中，究其来历，查出李吉、张公，最终二人相继被斩首。小说以张公妻张婆受惊跌倒，重伤致死收场。这一只小小的画眉鸟，引得沈秀、黄父、李吉、黄大保、小保、张公、张婆七条性命丧生。这一意象在小说中的几次出现都激起了事件的变化。第一次出现时，张公犯下夺鸟杀人藏头的罪行；并将画眉转卖给李吉。第二次出现是在东京御鸟房中，引起了沈昱为子叫屈和大理寺官对事件的纠察。画眉鸟的两次出现在小说中是明白写出的，而它在对人物心理等暗处的诸多影响也可想而知。这一意象既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又贯穿了故事发展的过程，还造成了故事的悲剧结局，因而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核心意象。
《醒世恒言》卷4《灌园叟晚逢仙女》中的“花”意象的情节功能也值得关注。灌园叟秋先从小爱花成癖，遇到好花总是想尽办法买下，甚至不惜典衣买花。日积月累，遂成了一个大园。恶霸张委偶然发现秋公家花枝鲜媚，强行进入园中看花采花，还不顾秋公阻止，将花园的花全部砸烂。秋公伤心号恸，感动了花神，使落花重返枝头。张委却诬告秋公为妖人，秋公遂被官府缉拿入狱。张委趁机霸占了秋翁的花园。最后花神显灵，张委及其走狗遭到报应，秋公功德圆满封神升仙。秋先爱花育园，因花遭难，惜花逢仙，饵花升仙的一连串经历都与花有关，“花”意象是每个情节的生长点，关键点，交接点，是推动小说情节的核心意象。《醒世通言》卷32《黄秀才徼灵玉马坠》则“以一枚变化莫测的‘玉马坠’作为全文的‘功能性物象’：既是叙事线索，也是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6]此处所称“功能性物象”即可视为意象。具有相似功能的意象还有《喻世明言》卷35《简帖僧巧骗黄甫妻》中的“简帖”，《警世通言》卷19《崔衙内白鹞招妖》中的“白鹞”，《警世通言》卷32《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百宝箱”等。
二、前后照应的重要意象
“三言”中有一些意象虽不是推动情节的主力，但往往在文中多次出现，或隐或断，起到前有埋伏，后有照应的作用。其作用有些类似于古代小说评点中所说的“草蛇灰线”。因此，在分析了推动情节的核心意象之后，有必要单独讨论一下这类颇有特色的意象。它们常带有证物的性质。《警世通言》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中的两件“罗衫”是苏知县与妻儿一家重逢相认的重要证物。新任知县苏云与妻子郑氏赴任途中被水盗徐能所劫。苏云死里逃生避居村馆教书。郑氏投奔附近的尼姑庵并产下儿子，只因无力抚养将其用一件染血罗衫裹好遗于树下。孩子巧被徐能收养，名唤徐继祖。长大后的徐继祖于会试途中经过涿州巧遇并不认识的祖母，听她讲述苏家发生的悲剧，并接受了一件罗衫。后来继祖高中做了御史，郑氏、苏云分别告官诉冤。继祖对身世产生怀疑并从奶娘家人处得知真相，血罗衫随之浮出水面。最终一家三口罗衫会合，骨肉团圆。小说中的两件罗衫——一件为祖母赠送，一件由母亲施予，彼此照应，两相印证，使祖母一线与郑氏、苏云一线两条线索相互连接，融为一体，契合无疑。若没有“罗衫”这个证物的照应，苏家三口的团圆之日恐怕还要延后了。
“鸳鸯宝镜”也是古典小说中一个带有典型证物性质的意象。“鸳鸯,如同比翼鸟、连理枝、并蒂莲,是中国文学表达夫妻恩爱的传统物象。”[7]宝镜，在中国文学中常与婚姻爱情故事发生关联，成语“破镜重圆”即是比喻夫妻失散或决裂后重新团聚或和好。唐人孟棨的《本事诗》中就描写过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故事中的宝镜即是徐德言夫妇不渝爱情的见证物。《警世通言》卷12《范鳅儿双镜重圆》中的“鸳鸯宝镜”是范希周和吕顺哥夫妻成婚时的聘礼，两人分别之际各执一镜，十二年后双镜重合，宝镜终圆，夫妻团聚。小说中夫妻分离之际，顺哥曾说，“他日此镜重圆，夫妻再合。”说罢相对而泣。夫妻重会之时，改名承信的希周见二镜符合，不觉悲泣失声。一前一后两相照应，鸳鸯宝镜的重合也隐喻范氏夫妻对爱情的坚守。与“鸳鸯宝镜”功能相似的还有《醒世恒言》卷19《白玉娘忍苦成夫》中的“鸳鸯鞋”意象。鸳鸯鞋是由白玉娘的一只绣鞋和丈夫程万里的一只旧履配成的，两人分离时，各自收藏一对。在他们离别后的各自生活中，鸳鸯鞋反复出现了6次，每次出现都连带着两人不同的生活场景，使得错综复杂的叙事因素得到照应。二十多年后两双鞋同时出现，成为夫妻重逢的证物，由此建立起一个丰富缜密的叙事结构。
三、穿针引线的普通意象
穿针引线的意象最大的功能不在于情节方面，而是偏向于结构方面，将场景连接在一起，使小说结构更加精巧。如：《喻世明言》卷11《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便是此类意象。宋仁宗樊楼上饮酒失手跌落的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却恰好插在走过楼下的秀才赵旭的破蓝衫袖上。赵旭当日去王丞相家作诗，便在此扇上题诗一首。场景在仁宗与赵旭之间自如转换。后来扇子在一日之内重现，扇子的主人仁宗与拾到扇子的赵旭重遇，仁宗也发现了赵旭的才华，对他有了崭新的认识。扇子在小说中不只是一件物品，而是连接两种场景的功能意象，为两个人物的相遇做了穿针引线的工作。小说已经交待仁宗微服私访民间的目的就是寻找赵旭，皇帝要找一个人并不难，可以说他们的相遇是必然的。因此这一意象对小说的情节并没有太大影响，没有它也不会改变故事的走向，故将该意象归为普通意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扇子意象制造的小插曲使得小说精巧别致且生动。
又如《警世通言》卷9《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蛮书（番书）”意象。满朝文武都不认得番书，以为皆是鸟兽之迹。天子龙颜大怒，发下圣旨。于是李白闪亮登场，先有译出番书，宣读如流，后有御手调羹，贵妃献酒，国忠捧砚，力士脱靴。从群臣手足无措之况到李白大显身手之境，场景自然连接，流转自如。其在结构上的穿插联络功能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