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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 抗战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迁及其影响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19-10-15 08:43:10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李佳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彭山  620860

 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历程。先是迁至长沙,后辗转昆明,最后立足于四川李庄。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学术研究受到极大限制,但学者们仍然努力开展科研活动,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而使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并未因战争而中断,反而得以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迁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批准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该院以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学术研究为任务。依据不同学科,院内又分设若干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对于史语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之前和迁台之后,而对于抗战时期的史语所研究较少,故此,笔者欲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抗战时期史语所的内迁历程及其影响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史语所隶属于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10月22日成立于广州。下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等8个组。1929年迁入北平,将原设8个组归并为历史、语言、考古3个组。1934年5月又增设人类学组。这四个分支机构即奠定了后来史语所的学术规模。

史语所生逢民族多难之际(1928~1948),尤其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史语所辗转迁徙。“九一八”事变后,史语所由北平迁至上海。1934年又由上海迁至南京。

一、抗战爆发后史语所的内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历程,曾带着一千多箱图书、档案、仪器、标本辗转迁徙大半个中国。先是迁至长沙,后辗转昆明,最后落脚于四川李庄。

1.史语所的内迁历程

(1)南京——长沙

1937年11月,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担负中央研究院西迁之重责。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一起迁至湖南长沙。其实早在淞沪会战之前,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往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迁到长沙后,史语所寄驻在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和韭菜园子,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筹组了“长沙临时大学”,也借用圣经学校上课。

(2)长沙——昆明

1937年12月,日本开始向武汉进攻。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多公里,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必遭攻击。面对危局,临时大学的常委们决定迁往云南昆明。当时,傅斯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因此,史语所参与了临时大学撤退昆明的共同行动。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电令史语所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2]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

初到昆明,史语所分住在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三号两处。9月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昆明,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史语所为保存发掘出土的文物及书籍免受损毁,决定立即搬家,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于是人们又开始在昆明城外找寻迁徙地。秋天,史语所迁往昆明郊外的龙泉镇,暂栖棕皮营的响应寺、龙头书坞及宝台山弥陀殿。

(3)昆明——李庄

史语所就这样在龙泉镇暂栖了两年,直到1940年秋天,昆明的形势开始恶化,日军对重庆、昆明等西南各省主要城市进行持续轰炸,同济的一名学生在一次空袭中被日本人炸死。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在昆明龙泉镇的史语所、社会所等学术单位也都酝酿再次迁徙。最终他们选择了四川南溪县李庄,选址在距离李庄还有七八公里地的板栗坳。其原因是:李庄的地理位置远离城市,又有很多庙宇适宜安置图书资料和人员的居所。当时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而李庄就具有这个特点。

史语所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搬迁以后,于1940年至1941年间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学术研究工作逐渐转入正常。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物价上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使得学术研究工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史语所的学者们仍然根据既定的研究宗旨,努力创造条件,做了一些语言、民族学调查,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二、史语所内迁的历史影响

史语所的内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它在战火中,为国家完整地保存了这一学术研究机构,及其重要的资料、仪器、设备,这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1.保证了近代中国学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1)保存文物档案

抗战爆发后,为避免珍贵的文物、图书档案等沦入敌手,史语所决定将最珍贵的中西文图书、善本及殷墟出土的器物等打包装箱,转移到大后方。因此内迁过程中最难搬运的就是那些宝贵的文物和图书资料。每次转移,史语所都有严格的计划,从哪里发车,共有多少车,车上的货物都有清单,由哪些人负责押运,哪些人负责接货,到哪个地方换乘火车、轮船都做了细致的安排。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文物、图书在转移过程中的丢失、损毁。据可查得的资料统计,中央研究院各所在战后迁返时,史语所拥有的图书资料最丰富, 有中外文书籍14万册。其他各所仅为:社会所4.6万册,天文所1万余册(含杂志),化学所8000余册, 地质所5000余册,心理所4000余册(含杂志),工学所1300余册,植物所1000余册,数学所1000余册[3]。当然这里面也有史语所原藏书比较丰富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史语所内迁的确保存了从南京带出来的千余箱图书仪器档案及本所开办以来收集到的数百箱第一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原始资料,为中国近代文脉的保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培养了大批学术研究人才

史语所到西南地区后,尽管学习、生活的条件相当差,但仍然奉行“找新才”的原则,选拔青年学子,培养成就了一批历史、语言、考古人才。如王利器,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就是由傅斯年对他进行单独考试招收的弟子而到了李庄史语所,成了傅斯年的研究生,专攻《吕氏春秋》及高诱注,于1944年完成学业,到川大任职,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史专家[4] “大器早成”的马学良,是在战乱中催生的。他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先师从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后转从李方桂。1939年跟随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后随史语所迁到李庄。在此期间,得到学术上的训练,其毕业论文《撒尼倮语语法》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研究生毕业后,马学良进入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汉藏语系语言学家。史语所培养的这批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大名鼎鼎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学术事业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杰出业绩。

2.促进了西南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1)举办文物科普展览,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李庄作为西南的一个边陲小镇,在抗战时期还是一个民风淳朴、明智不开的地方,人们孤陋寡闻、思想守旧。史语所和同济大学的内迁,传播了新的技术、知识。因为研究的需要, 同济大学医学院、史语所收藏了一些古人类头骨和躯干化石。当医学院做尸体解剖,研究人员研究人头骨的时候,当地人难免会看到,于是“中央研究院吃人”的消息便不胫而走。为消除“吃人”的谣言,傅斯年同当局商量后,决定为农民举办一次文物科普展览。展览一共办了7天, 展出古代兵器、甲骨文、大量的文物、模型以及引起民众误解的出土的古人类骨骼、骷髅和恐龙等动物化石。如此高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过去在北京、南京都没有举办过, 却破天荒地选在了不起眼的李庄,立即轰动四方。不仅吸引了李庄村民前去观看,还吸引了郭沫若、曹禺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就连当时国共两党的报纸也都报道了展览消息。这样,“吃人”的谣言不攻自破。后来, 此类展览还举办过多次,开阔了西南地区人民的眼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这以后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医学院学生拿着骷髅坐在江边, 一边饮茶, 一边研究, 过往乡人则毫不动容;乡下人在山坡古墓旁拣到人头骨头, 会主动送到同济大学。”[5]这说明,科普展览之后,李庄人接纳了科学文化知识,脱离了愚昧和误解。史语所的内迁,使得一大批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汇集到了西南大后方,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甲骨文专家董作宾、考古学家李济、历史学家梁思永等等,这些专家学者与当地人员的交流,提高了西南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

(2)冲击了西南地区封建保守的风气

史语所和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机构迁到西南地区,带去了新的思想与观念、新的风俗与习惯,冲击了该地区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使风气逐渐开化。比如李庄当地一位知名人士罗南陔的儿子、女儿结婚都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新式婚礼,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搞旧的礼仪,其妻去世只开追悼会,不搞道场等迷信活动。当时生活在李庄的知识分子很多,其中不少人还没有对象。李庄人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认识,刚开始没有几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们。后来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和侄女张素萱分别嫁给了史语所的逯钦立和李光涛,王志维、汪和宗的太太也是李庄本地人,史语所的不少研究人员就是这时在四川结婚的[6]。一批研究人员和李庄女性通婚,的确给李庄带来不小的变化,提高了当地的文明水准和文化素质,冲击了社会风气,如当地女子敢下河游泳洗澡——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

总之,抗战时期史语所的内迁,不仅使中国这一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得以生存下来,而且作出了骄人的成绩,使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得以继续和传承。史语所战时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不仅适应战时需要,也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岳南.南渡北归·南渡[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2]岳南.南渡北归·南渡[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3]孙宅巍.抗战中的中央研究院[J].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4]王利器.李庄忆旧[A].杜正胜王汎森.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98年,第791-793页

[5]王庆跃.抗战时期的李庄[J].文史杂志2006年第6期

[6]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

参考文献:

[1]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国立中央研究院民国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总报告[R]. 上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9

[2]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傅斯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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