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洵（普渡大学  江苏南京  210007）

摘 要：民族主义的出现有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自从其诞生以来，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支持。在文中主要就针对中国历史，对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思想来源进行探讨。

关键词：古代政权；政权合法性；民族主义

当宗教势力逐渐失去了对政权合法性的发言权后，在思想上古代中国开始逐步回归古典主义时代的天子代天布德的舆论风向。然而随着西域的陷落和吐蕃政权不断侵占唐帝国的土地，如果唐帝国仍然把天命作为自己的政权唯一的合法性依据，那么只怕唐帝国的皇帝就得没事写罪己诏了。而且随着儒学的复兴也将神秘主义排除在了儒学的大门之外，这一点上身为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和韩愈可谓是急先锋。而在中央和民间占绝对多数的汉人因为安史之乱而愈发不信任外来人口，民族主义尤其是大汉族主义开始成为唐帝国和后世政权获得支持和其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虽然民族主义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发明，但很明显一种排外的思想往往能够比较容易的把民众的愤怒从彼此或政府的身上转移出去。而安史之乱之后的晚唐时期，随着吐蕃，党项和契丹等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汉族民众对于外族人口的怀疑和排斥日盛。这样民间对外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敌意和政府需要新的思想合法性来源的需求逐渐将春秋战国以来便一直在进行的华夷之辨引向了地域和血统决定的方向。这便逐步改变了初唐以来中国人“夷狄而华夏者，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的华夷观念。这时的华夷之辨从内容上讲更加趋向于西方学术界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此时，中原政权的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从获得天命变成了保护华夏文明不受外族入侵。

而在当时这种思想趋势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晋内部严重的不稳和地方实力派多次叛变。虽然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外领兵的将领拥兵自重乃至割据叛乱并不是十分罕见的情形。但是在后晋短短十二年间居然经历了，天雄军，安重荣和杜伏威三次叛乱。而当初共谋向契丹借兵的刘知远也拥兵自重，不听号令。很明显，石敬瑭裂土乞兵的行为造成其政权无法使用民族主义来阐述合法性并产生凝聚力是其政权极度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当宋太祖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江山之后，举目四望，其国内人口多数是汉人或者已经汉化的完全忘记自己游牧祖先和游牧习俗而种地技能已经高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的少数民族后裔。基本上可以说整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汉民。而根据后周武宗柴荣所制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下一步要征服的地区则为秦岭-淮河以南至日南郡的南方地区。其人口构成也是汉族为主。而其经济结构更是基本完全依赖于农耕。相比于发迹于鲜卑政权，掌权后才改回杨姓的隋文帝，发迹于北周汉族政权，家中世代为官的宋太祖更有自称为汉统继承者的资格。而这种资格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处于南方政权治下的民众的被征服感，更使得宋朝的统治者可以更容易的和南朝的统治阶级达成和解并使南方归心。

而当宋朝统一南方之后，其领内大多数地区都是典型的农耕经济区域。而其人口结构更是从宏观到微观都是无可争议的汉族占据绝对人口优势。这样的经济结构和人口构成决定了宋朝会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古代政权更适合使用民族主义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然而凡事有利必然有弊，当宋代以华夏文明的守护者自居的时候，“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主义氛围便自然而然的浓郁起来。这至少给宋代的统治者带来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和周围已经开始文明化了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二是如何收回燕云十二州乃至在其他方向上扩张。

由于北宋这种以血统论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北宋政权对于汉族人口较多的燕云十二州一直抱着复我河山的坚定态度。然而对于汉族人口很少的河套地区和交趾地区则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这种思维造成了宋廷未能从汉唐两代的历史中吸取到，想要击败来自蒙古草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则必先打通河西走廊的历史经验，从而在对西夏政权的处理上屡屡进退失据以至于将一个有归附倾向的政权生生变成自己的劲敌。使得这块自汉武帝时代就处于中国控制的土地在这一时期独立至今，也使得中国失去了在东南亚地区辐射自己影响的桥头堡。

而当蒙古在公元13世纪崛起是也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南宋政权不可能像高丽或佛拉基米尔大公那样承认蒙元帝国的宗主国地位而委曲求全。而当四百多年后的大明面对同样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时，发展的更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断绝了大明采取类似宋朝的以岁币换和平的策略的可能。这使得明朝的军队不得不在西北平叛和东北防御女真人两条战线上疲于奔命。这最终导致了满清入关的历史悲剧，以至于中国失去其最后一次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并催生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革命的机会。

但是这种利用民族主义思潮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历史到了蒙元帝国最终灭亡南宋之后也就到了尽头。很明显将中国最为帝国的一个普通组成部分而不是核心并且将汉族人口作为帝国中的贱民的蒙古贵族不可能享受到民族主义带来的政权稳定加成，相反还必须面对汉族民族主义者持续不断的武力颠覆尝试。然而蒙元帝国的统治集团很明显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只要像南北朝时期统一了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那样在文化上宣称自己继承自古以来传承的天命，并在政治上或多或少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便能有效的向汉族民众解释其政权和政策的合法性。然而，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潮虽然仍然无法挑战传统儒学中天子代天布德的的天命理论的核心地位，但是也已经成为了维持政权稳定所必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帝国，从其尚在襁褓中的时代到其最后的继承者郑明灭亡为止都一直在享受民族主义带来的支持和局限。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使得明朝的民众和政府和他们的宋朝祖先一样对于守住传统意义上的汉土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而对于开疆扩土，殖民人口和改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区自治的举动却缺乏最基本的兴趣。前者如前文所述，导致了大明帝国的最终崩溃，而后者则使得明帝国对于西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难以有效的统治，甚至必须时常面对心怀异志的少数民族首领所发动的叛乱。所以用一种有些宿命论的语调来讲，明帝国成也民族主义，败也民族主义。

当满清在1644年攻入关内之后，很明显，其统治集团仍然没有真正的文明化。其统治思路仍然是基于其游牧奴隶制的落后政治传统而建设的。这也就使得满清的摄政王努尔哈赤会颁布诸如圈地令和剃发令这样的六大弊政变得不足为奇了。然而很明显，这样的政策在一个高度民族主义化了的国家中必然激起巨大的反抗。其中的剃发令甚至引起了比彼得大帝改革时的剃胡令更巨大的抵制，乃至于造成了数十万汉族人口的死亡和绵延至今仍然依稀存在的汉族人口和满族人口之间的对立。然而，在多尔衮之后掌权的顺治帝，康熙帝和雍正帝都很明显的认识到了这一政策问题。故而便形成了清朝前期废除六大弊政，不加征丁税乃至最后摊丁入亩以及架空乃至最后用满汉对峙的内阁代替由满人把持的议政王会议的政治改革进程。而在降低民族隔离度和更紧密的和汉族地主阶层结合起来的同时，清廷也通过文字狱和名为修书实为毁书的学术研究行为来削弱民族主义中有关血统和地域论的部分并抬高文化传统在民族主义中的地位。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进入近代史之后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和多种宗教融合杂居的民族国家的奇特政治特性。

然而就如沙皇改革不可能触及沙皇本身的利益一样，由满洲贵族集团首领们发动的改革是不可能真正达到完全消融满清政权与生俱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特性。这使得虽然满清政权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是以汉满之争为焦点的反清起义和阴谋仍然从清朝入关绵延持续到了清朝灭亡为止。毕竟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国家不是由单一团体构成的，那么其政策最好是各团体相对平等。如果无法做到相对平等，那么赢得人数占优势的主体团体的支持就成了次稳定的模式。如果选择了以少数团体为优先并压制多数团体，那么必然带来不稳定。

而当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政权之后，民族主义的内容随着两次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极大的变化。当然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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