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杰吉（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  100081）

摘 要：本文围绕藏族译师数据库的构想，结合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史学数字化的背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现状，分析和论证该设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藏族译师群体的共性和特性，归纳出具体实践的方法及建议，最后对其现实意义作出简要总结。

关键词：史学数字化；译师；数据库；理论路径；现实意义

随着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研究成为近年来的热点问题。藏族历史上的译师群体作为文化交流的中介，对藏族语言文字、文学、宗教、科技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梳理和重塑藏族译师群体的历史，全面认识和评价历史功绩，符合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潮流趋势。在此背景之下，藏族译师数据库的构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便利，而且能延伸和拓展藏族译师群体研究的诸多方面。

一、现状分析

史学数字化（Digitalization of History）或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是当今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通过借助数字工具和媒介，延伸和拓展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视角，有效建立更为开放和高效的历史学研究。作为研究藏族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藏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视角的拓宽也需要借助数字工具和媒介。西方的史学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历史人物数据库的建立是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致力于建立各类数据库，直至90年代时期，有关数据库的建立和管理趋于完善。历史人物数据库的概念和实践方法，同样适用于藏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以藏族翻译史为例，历史上出现过庞大的译师群体，通过历史人物数据库的构建，整理和研究历代藏族译师是一种可行而有效的途经。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四场会议围绕“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这一议题，认为“不管是历史学家初次运用的数据库建设和调整情况来看，还是从外部网络环境对历史学科的影响来说，历史学家都必须调整传统的研究方法。”^[1]作为藏族历史上翻译介绍、语法规范、著书立说和典籍汇编的人才群体，历来备受藏族传统学者和现代研究者的关注，涌现出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来看，藏族译师群体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目前，有关藏族译师群体的数字化整理和研究方面，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佛教数字资源中心（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传记宝库（The Treasury of Lives）和译师之家（Lotsawa House）。

佛教数字资源中心（BDR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99年，由金•史密斯 (E. Gene Smith，1936－2010) 创办，原为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BRC）。金•史密斯希望使用扫描系统、数据库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把他的毕生的热情延伸到普通图书馆和印刷书籍的范围之外。该中心最初将重心放在藏文文献，后来扩展到梵语、汉语和巴利语在内的所有佛典文献，致力于搜集、保存、组织和流通佛教文献。通过结合数字技术与学术研究，确保佛教文献传承中的古老智慧和文化瑰宝不会流失，而仍能为后人所取得。在过去的十七年的发展过程中, 该中心已经搜集、编目和归档了近一千两百万页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藏文、梵语和蒙古语文本，同时开发了用来永久保存和广为流通这些文献的尖端技术。佛教数字资源中心收集的不只包括哲理性和宗教性的论著，也包括传统医学、占星术、天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传记、语法、民俗文化和诗歌。目前网站数据库有7000多条著者信息，内容包括姓名、生卒年、性别、师徒姓名、作品目录等。佛教数字资源中心的所有文本和元数据资源都存储在哈佛大学数字存储库服务的长期保存程序中，已成为一流的图书馆资源，服务世界各地的学者、宗教领袖、藏族学者，以及翻译、出版商和感兴趣的公众，对藏学研究领域起了显着影响。^[2]

传记宝库是一个有关藏族地区、内亚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在线传记百科全书网站，提供各种人物的传记，包括佛教大师、艺术家和政府官员，共收录有1186部传记文献，其中，有35个女性历史人物、47个伏藏师、49位译师、48位王室成员、9个著名家族、31个拉萨贵族、13位印度班智达、107位转世活佛、21位公务员、32位一时、244个宗族、9位艺术家和117位住持的传记。这个项目成立于2007年，最初被称为“藏族宗族计划”（The Tibetan Lineages Project），由莫克·莫科托夫（Moke Mokotoff）、马修·理查德（Matthieu Ricard）和薇薇安·库尔兹（Vivian Kurz）领导，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博士担任执行董事和主编，后来经过发展形成一个由超过100位作者组成的协作资源平台，大多数人物介绍都经过同行评审，并详细描述相关地理信息、家族背景、家庭信息、图像信息以及时间表等广泛的内部信息和外部链接。传记宝库的数据库与佛教数字资源中心密切相关，2017年成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3]

译师之家是一个藏传佛教文献翻译数字虚拟图书馆，成立于2004年，由亚当·皮尔西（Adam Pearcey）创建，罗杰·埃斯佩尔（Roger Espel）担任网站管理员，收录印度佛教大师著作的藏译本，起初只有少量佛教文本的英文译本，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大型储存库，无偿提供包括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语在内的9种语言的佛教文献文本，目前网站上的绝大多数文本都被藏族学者和专家学者审校，其中许多人也在翻译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和建议，译者与本土专家之间的这种合作模仿了藏传佛教史上译师和班智达之间的合作译经模式。^[4]

藏族是典籍文献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国内目前虽然出版了大量有关译者的古籍文献、史料、传记文献，但文献资料数字化方面做的有所欠缺，网上共享的数据库也寥寥无几。但是，相关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中国翻译家辞典》的条目内容包括翻译家的简历、突出事迹、主要译著、翻译活动和成就，必要时酌加翻译家的翻译理论、主张及其译者特点的评述。词条力求简约，一部分重要条目酌增篇幅。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人物数据库构建的方式，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内权威的关于译者的数据库，译者信息分类方法上采取多样的分类方式，做到完整反映藏族译学史的基本面貌，梳理出清晰的传承脉络。东噶•洛桑赤列《藏文目录学》是现代藏文目录学的第一步系统完整的著作，继承和发展藏族传统的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创了现代藏文目录学的理论体系。该论著在目录学方面分析归纳的理论，对于藏族翻译史的数字化方面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徐丽华《关于藏文古籍数字化的思考》根据国内外古籍数字化的经验，对于编制藏文古籍著录规则和分类法，使用统一字库和文件格式，培养古籍编目人员、利用和整合国内外现有藏文古籍数字化资源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的论述，提出建立《全国藏文古籍联合书目录》等建议，加快建设藏文古籍数据库的步伐。张小燕《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初探》详细阐述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数字化的意义、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总体思路等。刘明《面向翻译的术语库建设——加拿大Termium的实践与启示》详细介绍了加拿大Termium术语库的历史沿革、运营机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以及Termium对我国翻译实践的启示。

二、理论路径

西方翻译学研究经过“文化转向”之后，一些学者逐渐将目光从译本转向译者，他们认为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译者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因此，应该从社会学、文化及认知理论等角度探讨译者的主体性。藏族翻译史研究同样也存在此类情况，重视译本的程度远远超过对于译师本身的重视，导致少数历史上著名的译师之外，大多数译师的生平事迹鲜有提及。据有关研究者统计，公元7世纪的图弥·桑布札到20世纪的根敦群培为止，藏族翻译史上共出现700多名可考的译师。公元7世纪至13世纪是最为活跃和集中的时期，其中，藏传佛教前弘期（7-9世纪）有102位译师，后弘期（10-13世纪）有280位译师，有204名藏族译师曾前往古印度、泥婆罗和迦湿弥罗等地区求学和译经，从古印度、吐火罗、泥婆罗、孟加拉和迦湿弥罗等地区前来藏族地区传播佛教的学者共有95名。^[5]根据藏族译经史的传统，一般情况下为保证译本的质量，佛经的翻译方式主要以合译为主，即印度班智达与藏族译师合作翻译。这个庞大的译者群体对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构成了藏族译学史的主要发展历史，整理和研究藏族译学史上的译者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将译者置于译学史研究的中心地位。

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野，而且可以解决传统研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过往的翻译史研究中，研究重心大多是翻译活动的最终产品——译文。以译文为中心的研究带来许多难解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往往可以通过对译者的研究解决。”^[6]例如，有关翻译原则或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以来是古典翻译理论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提出的“字对字”（即直译）与圣哲罗姆（Jerome,约340~420）提出的“意对意”（即意译）之分，形成直至今日几乎所有重要翻译理论的基石。^[7]以译本为中心的研究视野中，二者似乎很难进行调和。但是从译者及其所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来看，所谓的直译与意译并非互相矛盾，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译者的特定策略选择。

译师数据库的人物条目的编辑方面，甘南藏族自治州编译局主编的《历代藏族译师译著目录》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发行，该书的编辑体例上，以图弥·桑布札的翻译活动为开端，将嘉木样·久美旺波《丹珠尔纲目》（卓尼版）、司徒班钦·曲吉迥乃《丹珠尔纲目》（德格版）和许钦崔成仁钦《丹珠尔纲目》等经卷以及散见于多篇的学者姓名和他们的译著加以辑录，并以先显后密，先出后出为序进行编辑，依据《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跋文，统计出286名译师。^[8]基本上涵盖了藏族翻译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大部分译师。在传统的人物数据库的检索方法的基础上，适应藏族译学史的特点，细化分类和归纳的方法。例如，译者群体的划分上，以时间、地域、民族、家族和教派等为依据，建立译者群体的联系网络。

同时，梳理译者与译本之间的关系网络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大量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投入到佛经翻译事业，译成的经典经过历代的汇编和刊刻，形成称为《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共108部经典，《丹珠尔》共218部经典。这些经典的翻译和介绍并非一撮而就，大多是经过不同时期的不同译者的翻译和介绍最终形成如今的形态。例如，《般若八千颂》是大乘佛教最为重要的一部经典，经过不同时期的4名印度学者和4名藏族译师，前后共进行八次翻译和修订，最终形成如今的译本。因此，梳理译师与译本之间和不同译师之间的关系网络是藏族译师数据库构建的重要内容。

三、现实意义

西方的世界翻译通史的书写中，藏语的翻译传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世界翻译史的构建和研究来说是一个遗憾。现今梵文研究的领域中，一些梵文研究者依靠藏文译本成功恢复原来的已经失传的梵文文本，可见藏文译本的准确性和精确性。正如英国著名翻译学家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在其名著《翻译学导论》中讲到，“对本书的一个合理批评就是，书中未能给某些语言文化极其丰富的翻译传统以应有的位置，汉语和阿拉伯语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9]可以说，藏语的翻译传统也是杰里米·芒迪等西方翻译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藏族译师数据库的构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作为数据库本身来讲，可以很好地整理和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整合不同的资源，避免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为藏族译师群体的研究乃至翻译史的研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资源平台。其次，作为翻译学的学科本身来讲，可以拓展和深化藏族翻译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式，与国外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接轨，进一步推动藏族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为新时期培养相关人才提供坚实的支持。最后，大力建设“一带一路”和“南亚大通道”的背景之下，立体展现藏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书写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叙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J].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第31页

[2]https://www.tbrc.org/?locale=zh#!footer/about/missionhistory.2019年6月14日

[3]https://treasuryoflives.org/about.2019年6月14日

[4]https://www.lotsawahouse.org/other/about.2019年6月14日

[5]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辞典》[D].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973页

[6][加]让·德利尔、[加]朱迪斯·伍兹沃斯主编.《历史上的译者》[M].管兴忠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页

[7][英]杰里米·芒迪，李德风等译.《翻译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页

[8]甘南藏族自治州编译局编.《历代藏族译师译著目录》（内部资料）[Z].1984年第14页

[9][英]杰里米·芒迪，李德风等译.《翻译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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