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国（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市  100006）
摘 要：牛皮船作为藏族传统的用于摆渡和物资运输的水上交通工具，具有悠久的历史。牛皮船的创制与藏区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也使其在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牛皮船的构造质朴简单，原材料主要是结实耐用的牦牛皮和柔韧性极好的柳木。牛皮船不仅具有交通工具的实用价值，还是牛皮船舞这种艺术形式的重要道具，进而使其承载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情感表达。不仅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牛皮船在载人、运物资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进而给牛皮船增添了一抹光荣的色彩。随着牛皮船及其工艺品的制作技艺、牛皮船舞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围绕以牛皮船为核心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日益深入人心，并在经济发展、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牛皮船；制作工艺；文化传承
一、牛皮船概述
牛皮船藏语称“果哇”，是青藏高原和川西藏族等地区的水上运输工具，具有悠久的历史，《事物原会》（卷二十九）载：“牛皮为船，由来已久，皆出番俗。”[1]据史籍记载，早在公元前几世纪，藏族先民们在雅鲁藏布江、拉萨河、黄河、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大渡河等大江大河上开始使用皮船作为渡河的主要工具。[2]皮船意即古籍的“革船”，其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用动物皮缝制，蒙在木制框架上的皮船；另一类是将动物皮囊充气后，缚于木制框架上。前者以西藏雅鲁藏布江、拉萨河等水域的牛皮船为代表。[3]《隋书·附国传》（卷八十三）载：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在《旧唐书》卷197《东女国传》中载有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船以渡。[4]清朝李心衡在《金川锁记》中这样描述：用极坚树枝作骨，蒙似牛革，形圆如补。一人持桨，中可坐四五人，顺流而下，疾于奔马，顷刻达百里。[5]有关牛皮船最早的藏文记载，出现于最古老的敦煌出土的第一部翔实的历史文书里,由此可见，牛皮船作为一种实用工具和文化符号已具有悠久的历史。
牛皮船作为出行和运载工具在我国西南流域由来已久，在桑耶寺壁画中我们能够看到，吐蕃时期的早期牛皮船是圆形圆底，估计比近代牛皮船小一半，船内只能容纳三四人。近代牛皮船侧面看是梯形的，构造比较简单，内以木杆定型支撑，船底面积比早期船大一倍，一只船一次约载七八个人。[6]牛皮船船体较轻，搬运方便，渡河时执木桨划行，以顺水划行为宜。牛皮船除了可作为摆渡和物资运输外水上交通工具外，还是牛皮船舞“郭孜”和水上运动牛皮船竞渡的重要道具，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牛皮船的生态及文化意涵
无论是实用价值抑或在精神信仰层面，作为牛皮船主要制作材料来源的牦牛与藏族的关系都密不可分，十世班禅大师生前说过：“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牦牛是藏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最重要因素。[7]藏族地区河流众多，地形复杂，河床巨石沉积，河水湍急，为适应这种自然环境，藏族人民创制了牛皮船。加之牛皮船质地坚韧、轻柔，浮力大，吃水浅，下水后浸泡柔软，有弹性，横渡涉水或逐流而驶，不怕礁石撞击且耐磨。牛皮船船体较轻，一人可肩背行走，船可随人赶路，极为方便。牛皮船的产生与藏族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也与牛皮船本身的制作简易、操作灵活密切相关。[8]
文化是人们对环境的调整的产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牛皮船。一种物质文化或者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是人与环境相互调适的结果。环境和文化是辩证式的相互作用，或称反馈的因果关系，环境和文化彼此相互定义。宋兆麟指出，皮船成为水上交通工具，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第一，牧区比农业区河流较少，水流也较小,尽管人们迁徙不定，但涉水相对不多，对船的需要不大，所以习惯使用古老的皮船。第二，游牧民族由于居无定处，经常迁徙，他们不可能制作和携带大型的木船，而利用皮船更为有利，既取材方便，便于制作，易于迁徙，又携带、操作方便，所以皮船是游牧民族的代表性船只，而且当地生产皮革，原料充足，也为制作皮船提供了有利条件。[9]
与牛皮船相关的风俗及文化也是丰富多彩，如船工间常用牛皮船比较技术、比较力量、比较速度，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水上竞技体育活动，种由来已久的牛皮船竞渡的风俗，已成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水上运动。[10]如有以牛皮船为素材创作的民间谚语：“大江大河虽宽阔，有了牛皮船不难过。”这条谚语，充分肯定了牛皮船的坚毅和力量，阐明人有智慧和能力战胜困难艰险。而在藏族的情歌里，“情话是渡江的牛皮船”，也反映了人们对牛皮船的美好寓意。[11]在牛皮船行驶过程中，还时常会伴随唱船歌，可以起到调节桨速和抒发情感的作用。船歌分两种，一种悠长而舒缓，带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另一种是号子，短促而热烈，是船夫与风浪拼搏时发自肺腑的呼喊。[12]伴随着牛皮船的实用价值，其文化意义也得以产生和流传。而牛皮船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传统水上交通工具，还是作为牛皮船舞“郭孜”的重要道具，牛皮船舞成为当地群众不仅是逢年过节时跳的舞蹈，也是劳动之余的一种自娱自乐。
三、牛皮船制作工艺流程
总体而言，牛皮船构造简单，在选材上主要有牦牛皮和柳木。因为牦牛皮质地优良，价格便宜，韧性强，结实耐用，皮厚又有柔性。而牛皮革由无数个半径不同的毛细管组成，且毛细管表面被疏水物质遮盖而使吸水作用不能进行，能起到长效持久的防水效果。[13]造船所用木材取自红柳树，其木质柔韧性极好，易弯曲，耐浸泡，暴晒而不开裂，离水性好，携带轻便。[14]牛皮船的制造也较为简单，以坚韧木料为支架，在支架上蒙上由数只牛皮缝制而成的大皮张，便成一条船。完成后还要在牛皮缝合处擦抹大量的牛、羊油脂（或菜籽油），这样做主要是密封和防止进水的作用。最后再配上一对木桨，牛皮船就可以下水了。
具体而言，牛皮船的制作工艺流程如下：[15]
1.浸泡。制作牛皮船的木材和牛皮都需要浸泡，先把新鲜的牛皮放在水里浸泡几日，褪毛后才能使用，浸泡后的牛皮，去毛容易，附于皮上的“肉”也容易清除。
2.做架子。所谓架子，其实就是用简单的木棍或树枝做成的，它们是用来支撑牛皮的，做牛皮船的架子也需要浸泡。
3.缝牛皮。先要将四张牛皮用牦牛绳缝合在一起，缝线是用牦牛尾巴上的毛搓成的。缝制的过程既要仔细认真，又要迅速快捷。如果缝合不好，就会影响船的寿命，如果缝得太慢，牛皮一干就无法插针。卷边也很讲究，需将牛皮的边缘多卷一次，再进行缝合。这样可以保证不漏水。
4.套架子。就是将缝好的耗牛皮绑在搭好的架子上，经牛皮一绷，梯形的牛皮船雏形便成了。
5.撑龙骨。就是把龙骨撑进船里。所谓“龙骨”就是撑在牛皮船内的木头支架，材料通常采用耐湿而有韧性的柳木。一条牛皮船通常需要三长八短十一根龙骨，并且龙骨是一条牛皮船质量好坏的关键，而龙骨的大小、长短，要根据四张牛皮的大小、长短来确定。龙骨过长，会把牛皮撑破；龙骨过短，船体就会松动。
6.涂油。牛皮船撑好龙骨之后，要在船里涂上一层菜籽油，这样既防水，也保护皮子，会使牛皮船变得更加柔韧耐用。
7.晾晒。这是制作牛皮船的最后一道工序，把船抬到早已准备好的铁皮桶上凉晒，待干后就可以渡人了。
四、牛皮船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这种牛皮船不仅是沿江藏族人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并且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04年，英帝国主义者侵入西藏时，藏族人民曾在雅鲁藏布江的哲克萨姆渡口，用牛皮船淹死过侵略军，为保卫西藏做出了贡献。[16]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在一些地方过河受困，就曾征用过民间的一些牛皮船，让牛皮船添了一抹光荣的色彩。[17]如王利融在《我随大军进西藏》中写道：“翻过雀儿山，经过德格县来到金沙江边。时值盛夏洪水季节，汹涌的江水挡住了部队的去路。指挥部从老乡那里租来了很多牛皮船，先将一部分同志与物资运送到西岸……藏族船工操作自如。”[18]新华社随军见习记者宗子度在《穿越横断山脉》中写道：“邓柯渡口上的牛皮船呈圆形，绑扎结实，半边搁在沙滩上，半边淹在水里，一共有七八只。一五五团渡过金沙汀后，四位邓柯的牛皮船工主动带了船具，跟随部队一道向昌都进发，在抢渡邻近昌都的澜沧江上游扎曲河时，及时发挥了作用。”[19]
牛皮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藏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落后社会经济情况密不可分。当时西藏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人民生活贫困，加之西藏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运输部队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资送过河。[20]基于西藏河流众多、地形复杂的地理环境，牛皮船在载人、运物资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参加昌都战役的部队就是用牛皮船飞渡金沙江，抢占岗托渡口。[21]任乃强在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问及金沙江渡口情形时说：“若我军准备好抢渡，便可用皮船和木筏抢渡一批战士过岸，建成桥头阵地。”[22]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当地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提供或帮助训练划牛皮船。在位于金沙江东岸的邓柯渡口，进藏部队先遣团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训练划牛皮船、木筏。在朱巴龙战役中，当地藏民纷纷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的牛皮船助解放军渡江，共献出了6只牛皮船，并派出6名壮汉帮助划船，一船坐5名战士，经过4个小时300多名战士全部过了江。[23]德吉老人回忆说：“解放前，渡口（蔡公堂乡香嘎渡口）有1艘木船和9艘牛皮船。当年解放军就是坐着那10艘船过河的。牛皮船是附近老百姓的，一艘船能装15个人左右。”[24]西藏和平解放后，沿江藏族人民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又用牛皮船担当起物资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责任，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民族团结贡献着力量，在当今经济及社会发展、民俗民风及精神生活中牛皮船都有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
五、牛皮船的文化传承
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今行走在西藏的江河边，能看到的牛皮船并不多了，古老的以牛皮船为代表的渡河形式越来越少见了。一直到20世纪中叶，牛皮船和木马头渡轮都是西藏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牛皮船作为水上交通工具的实用功能已经弱化，但作为一种文化却被保留下来，并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牛皮船制作方面，萨嘎牛皮船的作技艺于2009年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关于牛皮船舞，曲水县“郭孜”（牛皮船舞）于2007年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2008年又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于文化发展、文化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俊巴村的村民不但表演牛皮船舞，而且利用优惠政策，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既促进了农牧民增收，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在渔业、手工业、旅游业“三驾马车”的拉动下，俊巴村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25]而经济是被嵌合在社会之中的，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相得益彰。非遗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非遗的生命在生活。要促进非遗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进而增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基础，从而更有利于传承其精湛技艺和精神意涵。

注释：
[1]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142页
[2]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829页
[3]邓明.《皮筏的源与流》.《档案》，2003年第6期
[4]（清）赵翼著，曹光甫校点.《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年4月第481页
[5]杨辉麟.《西藏东南角》.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8页
[6]更堆.《西藏古船的演变》.《中国西藏（中文版）》，2006年第6期
[7]西藏牦牛博物馆网站http://yak.bphg.com.cn/museum3.jsp
[8]张婧璞.《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的“牛皮船文化”——以拉萨曲水县俊巴渔村为例》.《文化遗产》，2016年第6期
[9]宋兆麟.《皮舟飞越冲天河》.《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0]丁玲辉.《西藏民间的水上运动》.《中国西藏（中文版）》，2004年第6期
[11]叶玉林.《牛皮船的魅力》.《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第2期
[12]廖东凡.《藏地风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90页
[13]闵宝乾.《皮革防水文献综述》.《中国皮革》，1997年第5期
[14]张明山.《西北皮作水路出行器具设计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4期
[15]多吉卓嘎.《西藏绝版牛皮船制作工艺》.《西藏旅游》，2009年第5期
[16]杨毓骧.《西藏的牛皮船》.《中国民族》，1980年第2期
[17]高城.《西藏牛皮船及牛皮船舞》.《寻根》，2015年第3期
[18]王利融.《我随大军进西藏》.《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9]宗子度.《穿越横断山脉》.《中国记者》，1996年第9期
[20]《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32-133页
[21]珊子.《西天际，万重山里万重程 一位十八军首批进藏女兵的征途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80页
[22]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二）》.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第10页
[23]刘经明、王松山.《进军西藏的第一份捷报》.《老人报》，2011年12月14日A21版
[24]裴聪、杨正林、段敏.《拉萨古渡：野渡之畔起新城》.《西藏日报（汉）》，2011年7月28日第5版
[25]靳敏.《俊巴村：牛皮船舞带动经济发展》，.《拉萨晚报》，2018年6月13日
作者简介：
冯正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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