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中共桂林市委党校  广西桂林  541003）
摘 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所有共产主义者的初心和使命，具体到民族政策上，就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大力挖掘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体系，并在其指导下，先后完成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实现真正民族平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关键词：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列主义民族政策为指导，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值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对党的民族政策理论渊源、初心实践进行梳理，以更好把握其发展脉络，进而深化对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新使命的认识与理解，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理论渊源
致力于解放全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真正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哲学基础；我国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在民族政策上的成败得失，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诸多经验教训。
1.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其看似是个政治问题，实则是生产力发展、分工和内部交往问题。由于各民族所经历的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环境各不相同，故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必然造成各民族间的隔阂、矛盾甚至冲突，一如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千年恩怨。既然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那解决民族问题、实现真正民族平等的良方就应从经济问题上去找，正如恩格斯所说：“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只有生产力水平上去了，各民族间才能拥有共通思维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矛盾冲突，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层面对民族问题的本源及实质进行了深入思考，列宁则首次将该理论付诸实践。十月革命后，联共在民族工作中并未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提出“原则上承认民族自决权，但绝不能使其凌驾于整个社会发展及无产阶级利益之上”，即无产阶级自决高于民族内部自决，并明确表示：“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而应在民主集中制前提下，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以及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2]只是由于俄国边境已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区宣布独立，联共只好退而求其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联邦制国家——苏联。
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理论的形成与具体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如做好民族地区经济工作以实现真正民族平等，推进民主改革时要走无产阶级群众路线，日常工作中要处理好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间的关系等。总之，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初心和使命的重要理论源泉与实践基础。
2.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传统文化滋养
我国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在民族政策上均有建树，归结起来主要有二：一是构建以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观念，至近代演化为中华民族概念；二是秉承“因俗而治”的施政原则，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启示。
我国自西周起便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是为大一统观念雏形。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民族观已压倒血缘民族观，“《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3]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民族问题之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文化民族观与大一统观念便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因俗而治，对汉族王朝而言，即在大一统前提下，充分尊重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暂对其采取有别于内地的“羁縻政策”，经长期过渡后，再推行“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王朝而言，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4]经长期交流融合，渐趋汉化。正如恩格斯所言：“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1]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甚有亡国灭种之虞。如何在传统大一统框架内构建近代民族意识，以保我国家，希求复兴，成为当时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于次年将该概念具体化，主张“合汉、满、蒙、回、苗、藏为一大民族”。中华民族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不惟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内蒙诸王公亦一再申明：“我蒙同系中华民族。”此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概念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初心实践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断同样适用于民族工作。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始终致力于实现真正民族平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维护一家一姓之利益的历代王朝具有本质区别。
1.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理论的形成与早期实践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经历了从对苏联的简单模仿到充分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并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中进行了早期实践，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十分关注民族问题。早在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就受共产国际影响，提出要建立联邦制国家。至1928年中共六大，又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的十大纲领。但党在该时期的民族政策还大都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且存在过分照搬苏联经验、缺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问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无后方长征，途经苗、瑶、壮、侗、水、土家、布依、白、纳西、彝、羌、藏、回、裕固、东乡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使党在灵活处理红军与各少数民族关系中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最先经过桂北苗瑶聚居区，在《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13条》中，中国共产党除宣传各民族在经济、政治上平等外，还着重指出，“苗民要得到解放，不但要扫平军阀财富者的统治，同时要肃清苗族内军阀财富者的奸细！”[5]这就将苗瑶朴素民族意识提升到高度阶级觉悟上来。与此同时，红军身体力行，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采买军需均付银元或铜钱，且尽量以不影响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为要。凡此种种，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具体落实民族政策的重要蓝本，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重大转折。
1935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分析中国基本国情与总结长征实际经验基础上，开始扬弃苏联模式，逐渐在抗战大旗下完成了由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向统一多民族国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要“允许蒙、回、藏、苗、瑶、夷、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6]并首次提出，要纠正“大汉族主义”，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习惯。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要“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7]自此，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随后，中国共产党以内蒙古为试点，着手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付诸实践，并于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民族平等、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成为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
2.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确立
实现真正民族平等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站在人民立场，把实现真正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核心，把维护祖国统一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先后完成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大力保障少数民族民主权利，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总之，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基本确立，为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力政治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完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具体到民族工作上，就是要在民族地区推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解放和发展民族地区生产力。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少数民族自身为主体，通过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方式，让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在本民族干部队伍领导下，推行民主改革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真正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等民主改革条件尚不充分地区，党组织、军队等先期工作队十分注意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好处，至少不影响其现有物质生活水平，同时做好上层人士工作，以减少改革阻力。总而言之，不论具体工作手段如何灵活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于民族团结，一心为人民谋发展、谋幸福的初心从未改变。
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中国境内民族压迫业已废除，民族平等业已付诸实施。同年8月，我国第一部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后载入1954年《宪法》。
在具体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团结、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而努力，不搞历代王朝、国民政府“分而治之”那套鬼把戏。如在筹备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过程中，除将广西整体改省为区方案外，还有种“一分为二”的方案，即在东部汉族聚居区保留广西省建制，西部民族聚居区单列为省级壮族自治区。对此，周恩来高瞻远瞩地指出：“广西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小，壮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将来发展工业，扩大农业，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都在少数民族地区，合起来对建设有利。”[8]1957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广西撤省建区，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积极推动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协同发展。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转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要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具体到民族工作，就是要大力促进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实现事实上的各民族平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八大正确路线未能一直坚持下去，后逐渐转向“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偏激观点，给党的民族工作带来一定损失。
3.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不断完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值此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确保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初心始终未变，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作主要围绕“谋发展、讲团结、保稳定、促和谐”展开。
要想真正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在民族工作实践中认识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9]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民族地区优惠政策涉及财政、科教文卫、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使民族地区经济、教育、文化事业迅速发展，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物质基础日趋巩固。十四大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少数民族和汉族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强，这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但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较差，在市场化大潮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挖掘民族地区特色，实现优势互补，以切实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不但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初心和使命。
切实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实现真正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核心，为更好完成这一核心任务，就需要大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以确保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稳定发展。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订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将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权利、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及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1990年2月，李鹏在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上指出：“我国建立民族自治地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现在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主要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10]世纪之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向好与总体水平偏低并存，民族间交流趋势增强与纠纷增多现象并存，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仍有一定活动空间，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依然巨大。对此，胡锦涛在2010年1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党的民族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11]更将是否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家统一稳定上升到党民族工作成败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民族地区发展作为民族工作中心任务，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保障各民族事实平等。具体方法上，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并不断完善；注重构建各民族间的良好关系，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了解与合作，以促进民族团结。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实践出发，努力丰富并发展马列主义民族关系理论，成功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局面。
三、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新使命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在不忘致力于各民族真正平等、共同繁荣的初心的同时，针对新时代民族工作新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法，完成新的使命。
1.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真正民族平等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种种历史因素与现实困难，这一矛盾在广大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发布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民族八省（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1411万，占全国32.5%，相较于各少数民族不足全国总人口10%的比例，其贫困现象可谓触目惊心，因此，民族地区脱贫工作在“脱贫攻坚”战略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如何彻底消除民族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个需要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的时代难题，从宏观上看，就是要走城乡融合、各民族共同发展之路，以利用好民族地区区域优势，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贫困地区也能搭上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
2.坚持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祖国统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都反复证明，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安定秩序、没有祖国各民族团结一致，促进生产力发展、民族共同繁荣，进而实现真正民族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民族工作要从基层入手，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在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框架内，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打赢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实现真正民族平等提供政治保障。
3.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重
脱贫攻坚战略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脱物质之贫，更要去精神之困。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少数民族地区不乏尊师重教传统，但所尊之师、所重之教多偏重伦理道德、宗教哲学而非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当然，这并非少数民族自身问题，而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新思想、新文化从沿海向内陆、从城市向农村逐步传播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以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名，将其摒于现代化之外。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重，深入了解、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以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使其从文化上融入现代社会。“扶贫先扶志”，在脱贫攻坚战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我们更应重视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弘扬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优秀传统美德，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保障。
4.坚定“四个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
如何实现真正民族平等是个世界性问题。20世纪初，社会主义阵营的列宁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威尔逊都支持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民族自决”方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但娜拉走后怎样？如何实现真正民族平等？原有多民族国家该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并在理论建设、具体实践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正视国内多民族长期共存的事实，致力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进而实现真正民族平等，使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如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世界民族平等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为之提供中国经验，分享中国智慧，展示中国道路。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始终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站在人民立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繁荣，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而不懈努力，这一初心贯穿始终，从未改变。为将初心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我国几千年历史经验、总结中国革命和发展建设实践基础上，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理论，即在坚持党的领导与祖国统一前提下，充分保障各民族民主权利，坚决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推进脱贫攻坚战略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其融入现代社会，以实现真正民族平等，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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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珏，男，历史学硕士，中共桂林市委党校教师。

收稿日期：2019-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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