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东 田英（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市  300384）

摘 要：日本改元、新帝继位都是2019年的大事件。年号寄托着美好愿望更是与日本君主制绑在一起的政治因素。令和的选择和宣传都传达出日本追求文化自立、不愿掩映于他国文化之下的信息，虽然不能完全撇清历史和文化关联，此举于日本依旧有利可图。本文试分析本次改元可能带给日本的影响和日本在文化自立方面的意图。

关键词：令和；文化自立；年号；文化元素

日本天皇继位及年号“令和”的选择是与日本君主制绑在一起的，传达出了日本追求文化自立，不愿掩映于他国文化之下的信息，虽不能撇清历史和文化关联，但可看出日本改元所带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及其在文化自立意图。从年号“令和”的选择，虽然未能完全脱离中国典籍，但其自觉于避开中国典籍的这一举动，我们有必要关注甚至警觉这一文化抉择。

一、年号由来之令和选择

自公元前140年汉朝使用年号以来，中国各朝一直沿用年号制度，直至因君主制废除而被废止。

东亚各国多受中国影响，日本亦是，其首次使用年号是公元645年的大化，而自公元701年大宝之后连续制定使用年号至今。

古代改元的原因有多种，如代始改元、祥瑞改元、灾异改元等，1979年的日本《年号法》曾规定“一世一元”制度，即只有皇位继承时才能改元。2019年的德仁天皇继位改元属于代始改元。2019年4月起，日本更改年号为“令和”。

日本内阁表示“令和”与以往年号皆出自汉籍汉典有所不同，“令和”出自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的《梅花歌卅二首并序》。

然而“令和”年号公布后，即遭到中国学者质疑，认为《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与东汉张衡《归田赋》以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时间该话题成为热点。

二、令和选择之目的原因

日本以往的年号都是出自汉籍，比如“昭和”出自《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平成”年号出自《史记》和《书经》2部典籍。按照内阁官方解读，令和是首次从日本的本土典籍中挑选出来的，“令和”一词出自《万叶集》中“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可以看出，日本强调该年号是从日本典籍挑选而来。然而这与诸多中国专家学者、民间人士考证完全不同。

首先、要说明的是“令和”一词与中国古籍的关系。内阁虽然将令和一词的由来限定为《万叶集》的《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但该文被指是仿照《兰亭集序》而作，“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也被认为是对东汉张衡《归田赋》的化用，还被指与唐高宗时期薛元超上疏《谏藩官仗内射生疏》中“时维令月，景淑风和”词句极为相似。

其次，年号的选择过程复杂，其中经纬暂且不论，日本方面特地宣传出典却有其用意所在。从历史来看，长久以来日本都擅长学习他国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并化为己用。唐朝等历史强盛时期来中国学习，吸收了我国文字、绘画、雕塑等各种文化艺术，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演变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还创造了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所使用的首个年号“大化”以及当时的大化革新也受到了留学中国的学者和学问僧推动。近代又大力学习西方，兰学兴盛。近代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东亚各国普遍受到西方文化和科学影响。日本同样有此需求，了解自身文化的优势劣势和文化历史，要极力排除外来文化影响，不愿掩映在他国的文化之下。

再次，本次年号的确定和发表的过程传达出了日本想要打破惯例的想法。本次更换年号出现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完成天皇“生前退位”方式的改元，第一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公布新年号，第一次确认了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第一次通过网络直播和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第一次将年号选取权交由内阁行政部门尤其是首相官邸掌握。这些“第一次”传达出日本想要破旧求新，顺应时代，使政治不再“高冷”，更加亲民的讯息。

年号更改还可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平成时代日本经济虽然也依旧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发展，却也面临着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加重、潜藏的周边国家贸易摩擦等问题。年号更改可以暂时转移民众视线，激励生产，并以此为契机展开新的经济和贸易活动。事实上，2019年8月因日本出口管控措施和韩国将日本移出“白色清单”，两国贸易问题已然摆上明面。

三、令和选择之文化自立

此次天皇退位、改变年号可以说是在天皇年龄、社会实际、经济和政治等多方要素下的行为，也承载着多重预期效果：推动经济、强化民族自信与文化独立、破旧求新带来新气象，尤其在文化自立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正如前文描述的一样，本次年号的选择表现出较强的拒绝中国文化影响的意识且有意放大宣传这一点。不可否认，这一做法的确能增强民众文化、文学和历史的自豪感，提高人们对进一步文化自信和自立的追求。但要从此割离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将其文化塑造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形象却是不可能的。

日本历史上也曾大力发展国风文化，比如废除遣唐使后的9世纪末开始、盛行于11世纪的国风文化时期。当时中国唐王朝走向衰落，日本对中国的学习欲望降低，且日本需要时间来消化此前两百多年间陆续从中国引入的文化。这个时期诞生了日本文学史上的双壁《枕草子》《源氏物语》，成为了其独特物语文学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文学上的成就是站在对中国文化吸收的基础之上的。文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紫式部等作者也有较高的汉学素养，这些都直接与其创作能力相关。日本国风文化兴起之初便未能脱离中国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更不可能脱离中国影响。

日本选择年号“令和”，追求文化独立，却和国风文化时期有所不同。大力发展国风文化的9世纪之前，日本处在以唐为中心的文化辐射圈中，正逢唐朝有衰弱之势，日本便想摆脱这种被辐射的地位，创造自己由贵族到平民、由都城到地方的辐射。现代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超前，必然谋求发展文化软实力以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年号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如果连年号的选择都必须依靠中国典籍，又何谈文化独立？有理由相信正是这样的焦虑感推动了在日本古籍中选择年号。从其结果来看，虽然还是没能完全与中国典籍撇清关系，却能钦定其出处，不得不承认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进步。

不妨大胆推测厘清年号的日籍出典只是塑造文化独立的第一步。历来日本一直都比较注重文化输出，之后也可能会有相关举措，扩大其文化在世界上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毕竟，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不研究历史，对事物的判断容易被先入为主的观念诱导。中国、日本、韩国的文化中有不少相似或者高度重合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又是有限的，一旦世界认定为别国所有，对中国来说是极大的损失。日本在动漫中嵌入各种元素、韩国抢先注册传统节日等行为都已经充分展现出对先入为主观念诱导作用的利用，中国也必须有所对策。

日本借着本次年号的选择与公布，宣传了本国文化，可以说是为自己做了一次全球性广告，然其背后隐藏的是日本要谋求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实力、进一步追求文化独立的决心和其谋求新发展的择决，这符合日本当前的利益。但是年号制度本身就是借鉴中国，文字也使用了汉字和由汉字演化而来的假名，只要这两个基础依然存在，不论选择什么书籍的什么字作为年号，都逃不开要被追溯其汉籍来源，也一定都有迹可循。

对于现在“被追溯来源”这一结果，也许日本并非没有预料到。只是所图更远，看重的是今后对文化的宣传和在国际上的认同。而中日两国各自的文化元素虽然是有限的，两国相似相近的却不少，中国不得不考虑对策，避免面临文化原创被夺，文化资源被抢的窘境。

注释：

[1]高洪.日本确定“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分析.日本学刊，2019年6月3-5页

参考文献：

[1]林和生.日本的年号.知网

[2]郝惠惠.浅议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影响[J].池州学院学报，2008年2月

[3]谢秦.日本的年号改元与中国古典汉籍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3期86、91

[4]王晓云、黄莺.日本年号的由来和特点[J].日语知识，2012年第5期38、44

[5]邓美薇、焦健.令和时代日本经济有望“升温”？[J].中国周边，2019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