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航（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46）
摘 要：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南京是守城还是放弃的两难选择，蒋介石力排众议决定固守。出于政治考虑，蒋任命他过去的对手、湖南籍的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组织防御，唐在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是上级命令又是他自告奋勇的矛盾状态下接下了守卫南京的重任。唐勇气可嘉，但是由于组织不当、军令不达造成的严重损失，他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关键词：抗日战争；唐生智；南京保卫战；国民党派系

一、研究综述
关于唐生智守卫南京的缘由以及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学术界各方认识相差较远，争论也比较激烈。1985年孙宅巍的一篇专题论文《评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提出唐生智守城抗战有功、指挥失误有过、总体来说功大于过的观点。1993年他在《试论南京保卫战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文中再次提到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的责任问题，孙宅巍基本坚持原先的观点，认为唐生智率军守土抗敌有很大的功劳，战役指挥失误有重大的过失，坚持唐生智不失为一名抗日爱国将领的主张。2019年孙宅巍发表《南京保卫战再研究》一文，批驳了指责唐生智借此捞取政治资本、背弃“与南京共存亡”诺言、弃军逃跑等论述，同时也承认唐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尤其是组织撤退中的失误是难以辩解的，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李沛霖大体同意这种观点，在《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功过述评》一文认为唐“附和讨好”蒋是站不住脚的，撤离南京也是蒋的命令，认为他挺身而出，投身抗战，功劳大于过失。
除孙宅巍外，还有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有的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戴开柱《抗战初期唐生智“坚主死守”南京问题之逻辑分析》着重分析了唐生智坚持主张死守南京的原因，认为他之所以同意守城，只不过是附和蒋介石的想法，他担任守城指挥官，也是勉为其难之举。另有阡陌原在《是谁丢了南京》一文中指出：唐生智在需要履行职责时“弃城逃跑”,导致了部队的崩溃，对南京失陷负主要责任。2016年经盛鸿《论南京保卫战中的唐生智》结合了当时西方记者的记录材料和亲历者口述回忆材料，指出“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在指挥、组织这场战役中，充满了慵懒、疏漏、马虎、混乱和仓促，对官兵漠不关心。”不仅从能力上，也从态度上否定了唐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同时借美国记者德丁之口批评唐抛下部队乘小火轮首先撤离，失去了军事道德。进一步认为蒋介石执意守城和唐生智擅自出逃应负南京保卫战失败的主要责任。本文则对这一观点持有异议，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的德丁在当时并不了解蒋对唐等将领的命令具体过程和军队撤离的总过程，他的论述有一定历史价值，但不应作为可靠的历史证据。
总的来说，关于南京保卫战中的唐生智，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围绕着唐生智守南京的动机、唐生智此役中的功过这两大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二、唐生智其人及与蒋介石的关系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字孟潇，奶名祥生，信佛后法名法智，号曼德。自1905年起先后入湖南陆军学校、武昌军官学校就读，其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受到校长蒋百里的赏识，毕业后进湖南陆军，先后追随谭延闿、赵恒锡，参加过讨袁、护法战争，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唐生智归顺广州，加入国民党，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并逼蒋下野，但最后在湘、桂斗争中失败，军队大部分被桂系收编，自己逃亡海外。1929年复出与蒋合作讨桂、冯，收回旧部指挥权，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等职。他在汪精卫的策动下，联合石友三、阎锡山等通电反蒋，结果孤立无援，被杨虎城等率军击败，唐再次通电下野，从此失去军权。1931年胡汉民被蒋软禁后，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唐被推选为广州非常政府国府委员及军委三常委之一，实行第三次反蒋。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双方握手言和。唐生智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1935年唐生智被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其兼任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主任，主管国防工事，同年9月再兼任军法执行总监。
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唐生智的大致履历，从中不难看出，上世纪20年代湖南身处北洋军和广东革命政府的缓冲地带，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赵恒锡一度提倡的省宪运动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只能沦为泡影，湘军也未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要么是依附于北洋，要么是依附于两广势力。作为湘军重要将领的唐生智，既为北伐的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同时这也是他面对北洋军压力的无奈选择，北伐的功劳则成为日后他在国民党内声誉和名望的重要支撑，是他政治资本的来源之一，尤其是他失去兵权以后。可以看出，唐与蒋，既有合作，也有对抗，既可以相互利用，也可能兵戎相见，唐与蒋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个从军事反蒋、到政治反蒋、再到政治服从的过程，这也是许多军阀与蒋斗争的结果。
三、唐生智与守城决策的作出
在日军进逼南京前，蒋介石先后召开了三次幕僚会议来商讨要不要守南京，谁来守南京的议题，最终决定让唐生智承担守城的任务。对于要不要守南京这个问题，会议上不主张固守的占了大多数。时任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刘斐回忆当时的情境：“我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撒退。对兵力使用上，以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这一主张受到了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等人的认同，对此蒋的决定模棱两可，与作象征性抵抗基本符合。过了数日，第二次会议时，新增了唐生智、谷正伦，唐生智主张死守南京，蒋不置可否。第三次会议，蒋表示明确同意唐的固守南京意见，最终做出守城的决定，增派部队调往南京。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以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蒋全权做出固守、增兵的决定，唐只不过是与会者中少有的支持蒋决定的人，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
至于守城的人选，蒋或许从一开始就看中了唐生智，并不是因为他的发言而临时起意。蒋准备撤离南京，心里也清楚南京是守不住的，执意坚守是对国内外有一个交代，守城的人选不能地位太低和资历太浅，否则难免有消极抵抗的嫌疑，难以给国人交代。唐作为北伐时期的第八军军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自然有可能一开始就被蒋考虑任命为守城的人选。据唐生智回忆：“上海战事开始后不久，刘湘到南京，曾见过蒋介石等许多人，也来看过我，我也回看了他……刘说：‘听蒋说，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在第三次会议上，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他的意见。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在旁人看来唐生智是自告奋勇，但他自己却认为是不能违抗军令的无奈之举，唐提出“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遭到蒋的否决，蒋又以两人间必须有一个守城来暗示唐，称“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其实已经相当于命令了，唐就是在这样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像是上级命令又像是自告奋勇的矛盾状态下接下了守卫南京的重任。
四、唐生智在撤退过程中的失误
如果说南京保卫战前期的战斗虽然伤亡较大，但至少迟滞了日军进攻脚步的话，那么在撤退过程中唐指挥不当，部分军队不听命令所导致的损失既十分惨重，也毫无意义。孙宅巍指出：“应当说，他（唐生智）在组织、指挥10余万大军撤退中，所出现的失误，是整个保卫战中最大、也是最不应当出现的失误；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也是整个保卫战战役中极为惨重、最为沉痛的损失。”
在原定的撤退计划中，考虑到时间十分紧迫、人多船少这一困难的情况，唐生智拟定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方案，只有卫戍司令部的机关以及机关的直属部队，还有就是负责维持撤退秩序的第36师于下关渡江，其余各支部队都应由防守阵地的正面突围。这一计划应该是唐战前就已经拟定好的，否则他为什么要把渡轮开到汉口去，只在下关江边留几艘小火轮呢？应该说，在长江上大部分船只都被调走的情况下，这种主力正面突围的办法是唯一可行的。但是唐生智又口授了一个命令：“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改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正是这一命令造成了部队极大的混乱。军令如果模棱两可的话，将士难免有动摇求生之心，更何况这还是淞沪、南京一路败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再加上指挥协调不畅，新的命令往往传达不到下级，负责维持撤退秩序的36师基层官兵没有收到最新的命令而仍然试图阻止渡江的部队，74军军长王耀武回忆：“即率师部人员经城内中山路向挹江门前进途中，遇到三十六师的部队阻止各部队向下关撤退，井不断地开枪射击，子弹由头的上空啷啷飞过，向挹江门行进的官兵看到这种情形，有的主张与三十六师对打，有的说，沒有叫敌人打死，而被自已的部队打死了那才冤枉。”唐不清楚江边是否有轮渡，还是他为了表示自己曾努力挽救过蒋公的嫡系部队，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条命令的变更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五、结语
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是一场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役。唐生智自愿也好，服从命令也罢，能承担起指挥官的重任，勇气可嘉，虽然没有做到与南京共存亡，但也是奉蒋的命令，进行过部队的突围安排后才撤退的。由于组织不当、军令不畅造成惨重的损失，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手下将领的掣肘，唐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抗战前后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内外各派系的整合，桂系的白崇禧、刘斐等人也参与到战役决策中，失势的军阀唐生智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抗战的全面爆发加快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暂时消弭了各党各派间斗争，全国的物力、财力、人力都被组织起来投入抗战，是对中华民族动员力和团结心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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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逸航（1999--）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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