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伟伟（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  652501）

摘 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无产阶级政党要想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搞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对象及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农村农民的调查研究，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逐步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逐渐认识到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的状况如何关系着革命的成败。

关键词：调查研究；毛泽东；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1]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也是毛泽东一贯重视的工作方法。有学者指出：“调查研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民革命时期，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系统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2]国民革命时期，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迅速把中国革命推向了高潮，但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把许多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对象及任务等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逐渐认识到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的状况如何关系着革命的成败。

一、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无产阶级政党要想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分析清楚，必须搞清楚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否则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从建党直到大革命初期，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党内一部分同志只注重搞工人运动，看不到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是一支伟大的力量，不同意到农村发动农民，还有一部分同志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力量，片面强调同国民党合作，放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持续一个多月，最终取得胜利。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广东各县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自1924年7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澎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期间，他还特地到安化县考察社会和革命斗争情况，同时他还秘密建立了中共韶山党团组织，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夜校，并领导家乡农民进行了“阻禁平粜”和争夺教育权等斗争。

在组织和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关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再加上在湘潭西乡同佃农张连初交谈所得情况，写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一个壮年勤敏的佃农作为分析对象，列举了他一年的支出：食粮共72元（大洋，下同），猪油共3元，盐3.12元，灯油0.84元，茶叶2元，工资36元，种子2.4元，肥料18元，牛力9.824元，农具消耗6.6055元，杂用12元。以上11项共计167.3655元。而他一年的收入：每亩年获稻谷4石，15亩共获60石，交租42石（十分之七），自得18石，每石价4元，共72元；喂猪每年40元；冬季或砍柴或挑脚可寻钱20元；工食省余（9月、10月、11月3个月出外砍柴挑脚，不在家里吃饭做事）15.72元。以上4项共计147.72元。收支相抵，亏空19.6455元。而这个佃农每年147.72元的收入，还须假定在下列6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身体熬练，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精明会计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终年勤劳，全无休息。

毛泽东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3]33这篇调查报告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正式出版，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用文字写成的最早的一篇调查材料。这篇材料也说明了毛泽东在最初领导和组织农民运动时，就很注意调查和收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掌握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前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将“半无产阶级”划分为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认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还具体分析了半自耕农和贫农的三种不同的经济状况及其不同的革命性。1926年1月，毛泽东又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农村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游民等阶级和阶层，详细分析农村各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的政治态度。这种创见在当时党内是不多见的，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最杰出的理论著作之一，文章的最后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8-9这精辟的结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

由于毛泽东对农村情况熟悉，既有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逐渐成为国共两党都认可的农民运动专家。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提议，通过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9人为委员。3月16日，农民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1924年7月创办的，此前已举办了五期，前四期主要在广东招生，第五期主要在广东、湖南招生，前五期共培养了400多人，学员毕业后选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第六期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共300多人，是历届农讲所规模最大的一次。农讲所开设25门功课，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授课时间最多，一共有23个课时。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把各自所熟悉的当地农村情况带进农讲所。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农村的极好机会，他将这些学员作为调查对象，向他们了解各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经常向学员印发一些调查表格，要求学员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填写出来。

毛泽东根据学员所在地区，分别组成了两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浙、安徽、四川、云贵、奉直、山东、豫陕、3个特区（热河、察哈尔、绥远）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两次，引导学员研究实际问题，要求学员就租率、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利率、田赋、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比较、地主的来源、工价、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地方政治组织、教育状况、妇女、农民、农村组织状况等36个方面开展调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农民问题研究会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搜集到各省区农村各方面的材料，再集体讨论分析，加深了学员对农村中各阶级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使他们学到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了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还亲自给学员们修改调查报告，并把一部分调查报告和调查材料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研究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材料。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5]40。他在序言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5]37

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了解农民，开展深入的农村调查。为此，他号召：“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5]39

为提高学员从事实际问题调查研究的能力，毛泽东组织学员到当时农民运动开展得较好的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农会组织和对敌斗争的方法，学习农会的工作经验。通过实习，学员更加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增强了学员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的农民运动培养了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北伐战争，推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

正是因为获得了全国各地农村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可靠资料，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村教育》等多篇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等正确论断。

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6]。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三、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重要任务

1926年11月，毛泽东接到党中央通知，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抵达上海后，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为实施好这个计划，11月下旬他前往长江沿线一带调查，广泛收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等地农民状况的材料。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还计划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此毛泽东经南昌赴武汉，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量合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12月初，毛泽东抵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此时，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导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右派的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提出农民运动“糟得很”。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究竟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激烈争论。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提出，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更是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动身开始考察湖南农民运动，2月5日考察结束，历时32天，途径湘潭、湘乡、衡山、长沙等地，行程1400多华里。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认为农民运动过“左”的错误。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汉。16日，他就考察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并说明三四月将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再报中央。

与此同时，毛泽东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5日，报告最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刊登。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开始刊载，《湖南民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均先后连载。4月，在瞿秋白的支持下，汉口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单行本。2017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刊载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主要目的是指向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与抨击，回答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指出，革命党人必须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他强调“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5]13

毛泽东还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强调共产党人应站在前面领导农民运动。他强调：“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5]17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5]18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热情赞扬了农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针对农民的要求和农运中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从而把已经开展起来的农民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譬如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使之进展到建立农民武装、夺取县区政权的新阶段。湖北直接受到影响，全省农协会员由3月份的80多万人，猛增到6月份的250万人。在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影响下，方志敏组织和领导的赣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在此期间，农民武装迅速发展，土地斗争也逐渐由减租减息、抗租抗息进入到要求烧毁田契、分配土地的斗争，有些县的一些地主被迫交出了部分甚至全部土地。毛泽东通过这次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看到了农民中所蕴蓄的革命力量，认识到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为其后来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N].学习时报，2011-11-21

[2]黄海涛、任仕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调查研究为科学依据[J].江汉学术，2019(5)

[3]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庞伟伟，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