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玮东（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

摘 要：托尼·莫里森所著的《天堂》讽刺性建立了一个黑人至上主义小镇，反映了上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精神悲剧。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要积极看待自己的身份，理性思考，实现自我价值：修道院中的女性努力摆脱悲惨命运，实现自我救赎；鲁比镇年轻一代冲破传统，探寻自我身份；修道院与鲁比保守势力的冲突和对抗中，可见部分黑人的身份认同出现偏差。最后，破除种族隔离偏见，以积极的民族自豪感进行身份建构才是非裔美国人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天堂》；身份认同；非裔美国人；发展方向

在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突出，白人至上主义由来已久，即使是在呼吁自由与平等的今天，也不得不承认少数族裔仍未真正取得其应有的地位。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有意识地将文学创作与族裔文化结合起来，呼吁非裔美国人的寻根之旅。她所著的《天堂》主要讲述了鲁比镇与其南边女修道院之间的故事，并围绕二者之间的冲突及各自背景进一步展开叙述。

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对于自己身份的看待和评估。要求文化主体能够正确认识所处的文化环境，具备区分理想与现实的能力，在所属的群体中完成个体的价值理解，以及文化主体价值的充分实现。要求承认万事万物发展的两面性；要对人类社会有广泛的同情与关怀；要有强烈的道德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要在广泛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群体中，以实际行动实现自我价值。

透过这本小说，莫里森告诉我们，保守落后永远不是出路，主动、勇敢的融入社会，才能摆脱歧视，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

一、修道院女性的身份认同

在种族主义盛行之下的美国，非裔女性作为弱势群体一方，不仅面临“白人至上”主义的压迫还有其性别身份所带来的歧视和屈辱。对于美国非裔女性来说，她们处于父权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艰难，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她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再加上长期的自我怀疑和轻视，很多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身份迷失的危机之中。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莫里森更关注非裔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在《天堂》这本小说中，离鲁比镇不远，有一座女修道院，里面的五位女性都曾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这些女孩因为她们的性别身份，被社会边缘化，诉求也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满足，更没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暴力、背叛、歧视和抛弃让她们痛苦万分，比起外界，女修道院更像一个伊甸园，在这里，她们自己耕种劳作，售卖作物，自由放肆地生活。

书中的马维斯为了家庭勤劳隐忍，默默付出，忍受丈夫无端家暴，因为这是社会为女性“设定”的工作，但当她离开后，她发现自己的角色也不只是一位母亲和妻子，她是独立而自主的人，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在修道院中自觉担当了组织者和知心姐姐的身份，她想以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温暖这些受伤女孩的心。而康妮从最初不知道如何照顾别人，沉浸在前男友带给她的背叛和痛苦中，再到后来承担起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责任，这其中，不只是身份的转变，还有她思想和灵魂的蜕变，她选择走出黑暗，原谅那些曾伤害过她的人，接受这个冰冷的世界。

在修道院中，这些女性克服了过去的痛苦，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认识到她们每个人都有不受限制发展的权利，摆脱了作为附属品的地位,在这样一个小的社会群体中发现并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以宽容和温暖与世界和解。修道院对她们来说是避难所，是男权社会下的净土，是完成自我成长的孵化器，是弱势群体相互依靠、相互成就、摆脱不公和束缚的天堂。

二、鲁比镇人民的身份建构

1.从身份认同看鲁比镇历史

鲁比镇是一个孤立而保守的纯黑人小镇，在十九世纪末，158名刚刚获得解放的自由人盼望着找到一个定居之所，但仍然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最终他们改变了路线，在族长的领导下，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了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小镇，并为其取名为“黑文”，在英语中与天堂同义。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逃避来自于同一肤色或不同肤色人的歧视与伤害。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和铁路交通的发展，小镇被迫卷入外部世界，封闭隔绝被打破，于是族长的后代——摩根家族的第三代，再次带领居民搬迁，并找到一个新的地方居住，并起名为“鲁比”。

更讽刺的是，他们对照白人的“一滴血”法将鲁比建成了一个纯黑主义小镇，即要保持黑人血统的纯洁性，任何人身上只要留有一滴白人血液就视为不纯洁的人，就会受到歧视。他们排斥的不仅仅是白人，还包括一切非纯黑的人，这样一种严格的通婚制是社会的倒退，内部通婚的弊端终会显现出来，其中就包括鲁比的新生儿夭折率和先天残疾率的攀升。

2.鲁比镇两种思想的碰撞

第一种是以牧师米斯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米斯纳来自于鲁比镇之外，他想要改变闭塞保守的鲁比镇。他在镇子里教授孩子们黑人历史包括美国奴隶史。他希望能够带着鲁比走向外界，渴望将鲁比变为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小镇。年轻一代认为，小镇应当迎来改变，并且要以更加强硬理智的态度对待白人，以非洲的文化思想为土壤，驳斥白人那些充满歧视的想法。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认为自己与非洲黑人同宗同源，而且不再满足于从祖辈坚强求生的迁移史中汲取营养，他们渴望知道更多关于另一个大洲上的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第二种以摩根两兄弟为代表，他们拥有鲁比镇大部分财富，拒绝与外界的交流，也不喜欢做出任何改变，他们认为女修道院正在破环鲁比镇，破坏祖辈建立起来的秩序。年长一代认为非洲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存在，只是千里之外的一个大陆。他们只关心祖辈如何建立鲁比镇，回忆缅怀那段艰苦时期，却从不想着创立自己的历史。

这两代人之间的抗争必定以年轻一代胜利而告终，他们渴望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积极看待自己的身份和种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融入外部世界，在一个完整的社会里积极地生活，证明自己和接受自己，发现并实现自己的价值，认同自己与非裔群体的身份，而不是沉浸于过去遭受的悲伤、悔恨和自卑之中。

三、女修道院和鲁比镇之间的矛盾

1.矛盾与冲突

在阿涅特和K.D的婚礼上，修道院中的女孩到场祝贺，但因为穿着随意，引来了鲁比镇人民的不满。她们不顾这些人的眼光，尽情跳舞，还骑了路边停着的自行车。在外人眼中，她们玷污了这场婚礼，显然，这些女孩与这个充满教条与成见的地方格格不入。男人们让她们归还自行车并离开镇子。剩下的人虽然对男人们的无礼感到生气却也只是保持沉默。

最大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天清晨，鲁比镇中的九个男人拿着枪闯入修道院，袭击了五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并开枪击中了迪万。听到枪声后，康妮跑出来照看迪万，不幸被击中，倒在血泊中死去。其他三个女孩顺利逃了出去，连带着受了伤的迪万和死去的康妮一起消失了，而这场暴力也因没有目击者而不了了之。

2.从身份认同分析矛盾与冲突

首先，这九个男人无法正确认识现实。鲁比镇中四个孩子生有残疾、摩根家族子嗣稀少，追根究底是长期的近亲通婚所导致，除此之外，年轻一代不断挑战祖辈权威，向往外部世界，改变鲁比镇。这是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寻求自我成长的本能。可这些男人却将这些归咎于修道院中的女人们，而忽视鲁比镇本身的问题。这也注定他们无法正确认识整个文化群体和自己作为文化主体所处的位置。

他们无法正确认识自我。他们曾遭受种族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鲁比的死也带给他们很大的打击。他们无法直视自己内心的自卑感，竭力摆脱奴隶心理，一昧宣扬纯黑主义，将自己圈起来，只按照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以求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却不知尊重并不是他人赋予的，而是在生命诞生之日就跟随着他们的。

他们缺乏普遍的同情心。娄恩在偷听到屠杀计划后，赶到了杜波列斯家族寻求帮助，请他们去救修道院女孩们。杜波列斯家族与摩根家族祖先都曾就职于政府部门，但观念却不一样。他们正直而善良，虽然和那些女孩们之前并无交集，也二话不说就赶去帮助她们。然而，这九个暴徒或因私利，或因怨恨而去伤害别人，毫无同情心。他们不能容忍这些不符合鲁比要求的女性继续影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值得玩味的是，修道院和鲁比镇都是相对封闭的存在，只不过，修道院是黑暗中封闭的一盏灯，蕴含着希望和平权的火苗，是被迫封闭的天堂，而鲁比镇则是自由狂流中封闭的顽石，外表坚硬光鲜，内里却已腐朽不堪，当年轻的力量离去，只剩保守者们努力维系的残破的躯壳。一个将希望守于门内，一个将希望拒于门外。

四、结语

时至今日，种族主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尖锐问题。非裔美国人需要积极地看待自己的种族和这个善良与邪恶共存的世界，进行身份建构，勇敢地为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战，增强自己的价值追求，才能争取到与白人一起平等发展的权力。对人类社会的普遍同情和共鸣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天堂》中，莫里森强调人们应该抛弃排外主义，破除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壁垒，建立一个真正和谐的世界。每个人都应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停止抱怨，努力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积极的民族自豪感进行身份建构。

参考文献：

[1]托妮·莫瑞森.《天堂》[M].胡允桓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5

[2]卜长莉.自我实现的人——马斯洛的健康人格模型[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4):36-39

[3]郭欢欢.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身份建构研究[D].广西:广西师范学院，2018

[4]李成华.打破种族束缚，勇敢融入社会托尼·莫里森《天堂》主题探析[D].山东:山东大学，2009

作者简介：

崔玮东（1997--）女，汉族，山西太原人，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