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运
（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淮南市哲学学会 安徽淮南 232001）
摘 要：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近代已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自负、自弃和自信的三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它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从实践上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飞跃。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促进文化交流互鉴，推动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
关键词：文化自信；历史维度；现实路径；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是淮南市“文化名家”项目资助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家运，男，安徽宿州人，中共淮南市委党校副教授，淮南市哲学学会会长。
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创造，文化又反作用于人类，指导人类的物质、精神领域的生产生活。古人云：“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民族的智慧之源和精神支柱，文化自信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全球化加速了各民族国家的交往交流，文化产生碰撞和冲突。坚定文化自信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首要条件，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备要素。文化自信的形成和确立既要有历史的经验，也要有现实的考验，也要有理论的检验。
一、闭关锁国对传统文化过分迷信依赖——自恋自负
勤劳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在各个领域都有闻名世界的成果，文学、医药、军事、教育、政治、建筑、饮食、服饰等，尤其是在思想领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食粮。近代以来，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围攻和劫掠，人民群众生活于水沉火热之中，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先进的中国人在反思落后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科学技术的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的科学技术成为旧中国的包袱和负担。
“德主刑辅”的道德束缚。儒家文化以修身为本、为起点，“自天子以自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修身然后家齐，家齐然后治国……。儒家文化以“礼”为准绳，“克己复礼为仁（人）”，追求道德至上的“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环而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是内部治理的主要手段，也是外部交往的主要方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对外交往先“三省吾身”，然后达到“感化”对方，以实现“近者悦，远者来。”反对动辄使用武力，认为“兵者，死生之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坚持以谋略、道德为对外交往的手段，不得已而用兵。既是儒家文化保民、爱民思想的流露，也是修德、重德思想的体现。中国一直以礼仪之邦、文明之邦自居。历史上，中国在与周边藩国的交往中宁可花费巨资以换取各藩国的“进贡”来获取道德上的优越感，也造成了各藩国对历史中国表面上的臣服和感恩，实际上则是无尽的索取与背心离德。历史中国也时常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所谓的威——无非就是罢免享受“中华恩赐”的资格，这对于同为中华文化圈的各藩国来说，无异于踢出“群”。近代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往，仍然采取传统的以上待下的“恩赐”“礼遇”的态度对待各国，认为西方各国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一方面应遵从天朝的礼仪，另一方面要享受天朝的皇恩。西方各国采取现代国际法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而近代中国仍旧采取符合自己体例的道德礼仪，妄自尊大，矛盾由此而生。“遵天朝法度”“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职其自便之例”，不能因为西方人的利益和要求而“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中国传统法度、旧例已经不能成为近代中国的护身符，却成为近代中国道德负担。旧制度就成了束缚近代中国前进的桎梏，说到底传统文化的思想包袱太重，以为传统思想既有优越性就能应对危机找到救国方案，如当时就有人提出：“治国之道，尙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中国古人认为自己居住在天下的中心，自然处于主导和统领地位，周边各地理应接受中心的支配和调动，因此“中国”或者“中原”则为天下主。因此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理念，中央之国有统率四方、天下的责任。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国，仍然把西方各国当成未开化的“夷”，即使近代的开明人士仍然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方人对天下的认识更接近实际，而近代中国的统治阶层依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在乾隆给英王的“敕谕”中仍然使用“……天朝法制森严，……勿谓言之不预，其凛遵毋勿。”嘉庆帝仍有“中国天下共主，岂能如此傲慢，甘心忍受之理。”近代中国抱持天下共主、天朝上国的认识，一方面受到传统天下观的禁锢，中国至上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可改变的，中国万世独尊的地位不容挑衅和撼动。另一方面中国唯我独尊的心理也是由于闭关自守盲目自大造成的，长时间的锁国政策，导致不能睁眼看世界，不能正确认识与世界的差距。这种妄自尊大的天下观必然造成了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颜面无存，统治者既不愿承认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失去万国共主的地位。现代政治是实力政治，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依然认为天下一家的现状不会改变也不应改变，失去了主动应对寻找出路的机会，以至于从万国共主沦为“各国共仆”的境地。
二、救亡无望之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夹击合围、船影炮声之中，失去了抵抗的精神和应对之法，探索救亡图存的救国方案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从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洋之技达到自强、求富的目标，最终甲午一役，前功尽弃。农民阶级也进行了暴力革命，以期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实现“无人不饱暖、无处不均匀”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大怪物”。民族资产阶级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希望通过和平变法的维新运动，模仿日本建设成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生民更加涂炭，经济愈加凋零。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如何生存？人们陷入了苦闷、绝望和彷徨之中。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革。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批判性地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就在于人们思想的麻木，头脑的禁锢，对于中国前途和命运“如若隔岸观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传统文化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当时的中国和世界发展潮流格格不入；时代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要变。如果再采取传统的文章和教育——八股式、教条式，不仅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头脑，也压制了民族的创造性和创新性。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以及造成的种种恶习，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欲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国民性”，欲改造过敏性，必先从文化开始改起。推翻以孔子为代表的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就是推陈出新的新文化运动，希望通过文化上的改变，达到启发理智、廓清蒙昧，把国人从愚昧地状态下解放出来。正如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刊号所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破除迷信、破除愚昧，打倒孔家店；“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要刺破往圣先贤一切丑恶的嘴脸，把传统的道德纲常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对西洋文化的膜拜与吸收。“科学”“民主”“自由”成为时髦的东西，当时中国社会进行了思想上的洗礼。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确实产生了头脑震动。传统的君主至上思想受到冲击，民主观念开始引起关注。科学观念对传统的道德伦常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自古以来，传统社会重视德育教化、人伦礼教的培养，而不去关注自然、社会、制造、器械等原理和规律的应用。自由主义思想的引入，给近代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思潮，“安分守己，各安天命”的训诫一旦破除，社会充满活力；旧有秩序失去了固有的约束力，人们迫切希望改变命运，改造社会。新思想的引入，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才，立志报国救民，探索国家出路。新思想的引入，对人们观察世界、认识社会、创造生活都提供了新的视角，逐渐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开启新生活。新思想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思想如脱缰之马，对传统的思想和制度大加批判和冲击，传统文化摇摇欲坠。但是资本主义难以克服自身的缺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危机逐渐暴露，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开始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引起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陈独秀就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毛泽东也深刻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先进的中国人再一次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恰当其时，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经过长期的、艰难的、慎重比较的选择。
三、伟大复兴之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坚守，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智慧成果之凝聚，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滔滔不绝的精神之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2]文化是根本，文化也是工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3]中华优秀传统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影响了中国人看世界观天下待人接物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准则，如兼爱非攻、海内一家的亲亲原则，有互惠互利、取长补短的交往原则，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生存原则，有天道酬勤、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平天下都有囊括，对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交往，对今天中国的国际交往都有指导和参照的意义。阳光下没有新鲜的事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时空背景变了就没有意义了，就失去价值了，事实证明，古老的思想仍然在发挥作用，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古老思想的指导之下。从现实来看，“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述往事知来者”，人类社会发展是单向前进的，没有人对新生事物有经验，都是在历史经历上摸索前进，丰富而博大的中华传统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智慧依赖。中华传统文化亘古不变一以贯之的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是中华民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动力，是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同甘共苦的血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血脉，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引起共鸣激发共振的文化基因。中国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越要凝聚和沉淀，中国社会越是进步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越要继承和创新。这样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才不会变，中华民族前进的队形才不会散，前进的脚步才不会乱。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识形态斗争时刻存在。但是西方大国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势头充满嫉妒和不甘，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充满警惕和担忧，妄图阻碍和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西方各国不甘心失去昔日殖民者的地位和尊荣，企图继续充当世界霸主和领导者的野心没有变，在世界各地到处打压异己，制造颜色革命，输出西方价值观、民主，打造“西方样板”。鉴于中国实力的强大，不敢对中国使用武力，以及“冷战”思维不得人心，西方大国不得不采取新的文化战争的形式——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国家由于文化制度的不同，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充满偏见和仇视，意欲除之而后快；同时由于西方国家一直坚持西方中心论，对非西方文化排斥和蔑视。西方国家通过文化输出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宣传教育，达到瓦解非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常用的手段是歪曲虚构历史，恶搞英雄人物，攻击非议政治当局，传播不实言论惑乱忍心，煽动蛊惑群众游行示威等等邪恶手段达到颠覆现政权，培养代理人的政治企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沧桑，愈挫愈勇，愈战愈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锤炼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正如习近平所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4]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国情、实践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走出了一条独特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迈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5]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深层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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