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长龙

（中共临清市委党校  山东临清  252600）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又6个团大约10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影响，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核心，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中央苏区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李德负责指挥，周恩来负责具体实施。由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

长征中，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加之中央红军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在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被敌人围堵在湘江边上。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长征时的8万人骤减到3万多人，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长征中，由于毛泽东患有严重的疟疾，只能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同样患病坐担架，张闻天在长征中经常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原因，他们渐渐认同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长征途中，毛泽东从被冷落一边到重新掌握红军军事指挥权，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这并不是偶然的选择，是中国革命、中央红军经过长时间探索后的必然选择，期间也是经过了酝酿、发展、确立、巩固四个阶段。

一、酝酿阶段：通道会议、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通道地处湘西，是湘黔两省的交通要冲。当天，在通道的恭城书院里，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就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进行研究。

自中央红军进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等一直坚持中央红军要同在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汇合，中央红军一直保持着西北向的行军路线。因此，蒋介石也就很容易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地——湖南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芷江一带调集20多万人马布下口袋阵，张网以待，请君入瓮。

如果中央红军坚持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军团汇合，无异于羊入虎口。

虽然此时中革军委二局（专门负责侦收破译情报的机构）从破译的敌军往来电报中得知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途中国民党已布下了重兵，但李德却依然坚持从通道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并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让平行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先跑到前面去，然后红军悄悄从敌军后面继续向北前进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

万幸的是，长征以来一直被博古、李德排斥在核心领导层外的毛泽东在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列席了通道会议。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敌情和中革军委二局破获的敌军电报，据理力争，主张放弃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转而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停止北上，转而西进贵州，史称通道转兵，从而使中央红军免于落入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口袋阵，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1935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从通道西进贵州，攻占了通道以西30公里处的黎平。当日，在黎平一家叫“胡荣顺”的商人店铺里，中共中央召开了长征以来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向——去不去湘西，不去湘西又去哪里。

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列席会议，而是坐到了会议桌前。尽管此次会议李德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但他还是把他坚持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意图委托他人带到了会议上。而且此前，在攻占黎平的前一天即12月14日，中革军委仍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军团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新苏区，以接应中央红军。

毛泽东依然根据当时的敌情，主张继续西进贵州。毛泽东的主张再次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支持。

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这两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越来越被重视并采纳，两次会议为毛泽东重新取得军事指挥权做了很好的酝酿和铺垫。

二、发展阶段：猴场会议

贵州乌江南岸的草塘镇因每月（猴）寅（虎）日赶场，故又称猴场。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今草塘）宋家湾（猴场宋氏住宅）召开扩大会议，就去不去湘西展开激烈争论，史称猴场会议。

此时，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因为猴场会议就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毛泽东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博古、李德的独断指挥是危险的，而且必须要坚决遏制在政治局集体做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

猴场会议，博古、李德继续北上的主张再次被否决。同时，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更是对党指挥枪的重申和对独断专行、践踏党内民主的纠正。

三、确立阶段：遵义会议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1月7日，袭占遵义。1月15日晚开始连续三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有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围剿大军已从四面八方压来，军情紧急，加之会议都是夜间召开，当时遵义会议并没有留下翔实的历史资料，遵义会议的材料大多由当事人的回忆组成。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份1957年从前苏联运回的中国档案被发掘出来，并确认是会议参加者陈云的手稿，遵义会议的全貌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份手稿是遵义会议结束后向全军传达会议精神时陈云亲手写的传达提纲。手稿记载，遵义会议持续了三天，并最终作出如下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但毛泽东此时已经当选常委，而作战部署必须提交政治局讨论，周恩来、朱德非常认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因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就已经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

四、巩固阶段：扎西会议、苟坝会议

由于土城战斗失利，毛泽东指挥的中央红军本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方针，于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挥师向西，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1935年2月5日，在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作了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这一次的政治局常委分工，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正式明确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此前，为遏制削弱博古、李德等“三人团”专权，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当时，这个决议是为了遏制“三人团”的权宜之计。

然而，在“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的长征中，军委若所有事都向政治局报告，召集众人讨论来讨论去，恐待决议通过时已错失良机。毛泽东觉得事无巨细、不分轻重缓急地搞集体讨论，戎马倥偬，机会稍纵即逝，建议成立少数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作决定。

于是，苟坝会议又讨论最高军事领导问题。有鉴于此，张闻天在1935年3月12日提议组成新“三人团”。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改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调整常委分工、成立前敌司令部之后，进一步落实遵义会议关于军事领导变更的决定，解决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新“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实质性巩固，这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摆脱了百万追兵，为实现他谋划的把滇军调出来、西出云南渡金沙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奠定了组织基础。

长征期间，毛泽东从被排挤到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所经历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艰难探索、拨云见雾，坚决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对真理选择的过程，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于直面困境，勇于自我革新的高贵品质！